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间和人流中默默旁观。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不吐不快，一不小心就是整整30年。
“我终于知道，原来我不是智障啊。”他笑起来，轻松地靠在沙发上。
朱德庸坐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助手一拨接一拨地送走媒体记者。夫人冯曼伦给他端来一壶糖水，问他要不要润一润喉咙。他笑着摆摆手，朱太太便起身，到楼上去安抚另一拨早就架好了摄像机和灯光的记者。
朱德庸不喜欢被围观，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他会抗拒、紧张。小时候他帮同学去邮局买邮票。他捏着钱，头脑一片空白，只想逃跑。他沉默地在邮局站了片刻，然后抓住同学，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塞到他手里，说：“你不要叫我去买，你自己去。”
这件事他一直记忆深刻。在他成年之后，依然不断提醒。自己有多么惧怕外面的世界，并因此反复纠结：“想到这个事情，你心里是很难受的，你会想到，天哪，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会连问都没办法问？”
这种从陌生人面前逃走的冲动，随着他的成名而逐渐被勉强克制，但从未消失。他的新书《跟笨蛋一起谈恋爱》在大陆出版时，出版社邀请他来大陆做巡回宣传。在南京。他们请来两个名人跟朱德庸同台座谈，一个是以谈论男女关系成名的孟非；另一个是张嘉佳，一位以荡气回肠的催泪爱情故事走红的作家。
那一天现场气氛不错，笑声不断，可是朱德庸还是紧张得要命。手在不停地出汗，并感觉到肌肉在衣服底下发抖。
“如果不是还有一点点理智在，我可能把麦克风一丢就跑了。”他说。大陆的出版方没敢告诉他，当天现场有上千人，不然他可能撒腿就逃。
他笑着说，这已经算好的，上次来大陆做活动他记得很清楚，临出发前一个星期，他已经情绪沮丧到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如果生命有一个钮，一按就可以结束，我觉得我会去按的。”太太跟儿子陪着他不停说话，又让大陆的代理打电话来劝说，才让他能够出门。
“为什么其他人能那么享受，为什么别人喜欢在公众场合喜欢结交很多的人，我都没办法？”在过去的30年里，他经常这样自问，“我常常觉得自己又病又笨，真是没办法。”
多年以来，他一直没能搞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他从小就不会按正确的笔画写字，算个位数的乘法，要从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开始默念，背完整个九九乘法表；比如他总是认错字，看餐馆的招牌，眼睛看到的是这个名字，记到脑子里就变成了另一个。然后他兴冲冲去告诉别人，哪里哪里有一家很好的餐厅，别人满怀期待地找过去，当然，永远也找不到。
即便后来他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漫画家，也从未摆脱这些烦恼和折磨，时常陷入沮丧和自我怀疑。
这些困扰他的事情，一直到他30多岁才开始有了答案。朱太太翻了很多书，告诉他这大概是自闭症，还有阅读障碍。
因为阅读障碍，朱德庸对亚斯伯格综合症的理解都是从太太那里听来的，有这种病的人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发脾气。朱德庸说，这种病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患者只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跟你交谈，他以为他讲得很清楚，但别人听起来可能完全不知所云；别人跟他讲话，他以为自己听懂的时候，其实又多半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
巧的是，他的那位复健医师也是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朱太太陪他去做康复，听他们两人聊天，朱德庸说东，医师说西，朱德庸接过话开始说南，总之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朱太太在一边听得快要疯掉，而他们两人交谈甚欢。
疾病将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让他得以抽身而出，成为世界的旁观者。
他成名时26岁，台湾的剧变刚刚拉开帷幕，经济热潮已经不可遏制。那时候他画《双响炮》，讲中国人纠结的婚姻观。有一天去买豆浆油条，看到一个街头的年轻人的打扮非常诡异，觉得台湾迥异于传统的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于是画了《醋溜族》，讲的是台湾的新新人类。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德庸开始画《涩女郎》，反映的是台湾新时代的女性，一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万人迷”，一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女强人”，一个是什么男人都想嫁的“结婚狂”，一个什么是男人都想不通的“天真妹”，各自代表了都会女子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与人生观。
到20世纪末尾。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喧嚣、混乱但充满希望的时代过去了，城市人陷入琐碎逼仄的工作，难以自拔。朱德庸就画了《关于上班这件事》，质疑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是《绝对小孩》，画小孩的世界，抵挡成人世界的价值观。
他有天生的对商业时代的抗拒。尽管他在这个时代大获成功，并且用的是不断给这个时代的人泼冷水的方式。
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察和讽刺。后来登峰造极，就是《大家都有病》，他在里面极尽所能描画消费社会中人的病态。他画一个女人向男人炫耀自己浑身上下的衣装值多少钱，而男人则迅速掏出计算器，用女人浑身装饰的价格除以她的年龄，得出这身装扮的效果只有3200元。
再后来，他画《和笨蛋一起谈恋爱》，作为《大家都有病》的第二部。很多人把它当做一本谈论恋爱的漫画，但朱德庸摇头：“我只是把爱情当做一个影子。我真正想要画的是，这一群疯狂世界里的疯狂的人。在爱情之下全部暴露爱情只是一个窥视的点。”
他有理由这样冷峻旁观。他和太太是同一类人，不太懂怎么挣钱，也不会为此孜孜以求。有人介绍他们去买高尔夫球证，可以升值，他们俩一起忘掉。直到对方赶来告诉他们球证价格已经涨到130万，他们只好彼此摊一摊手。
而在朱德庸最努力工作赚钱的时候，朱太太还以离婚相威胁，警告他不要变成“印钞机”。
朱德庸跟朱太太说：“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发财了之后买一个岛，我在上面做国王，培育我的禁卫军。然后那个梦就开始慢慢缩小，缩小到以后有钱了就要买一架飞机，我可以自己飞。然后那个梦又慢慢慢慢缩小到要买一艘船，坐在船上出海钓鱼喝香槟……最后就缩小到很平淡，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
旁观者难免被急速的世界不断抛在后面。朱德庸在玻璃球里，时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谬狂奔，因此愤怒难平。
1999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闲逛，看到卖包子的店铺里揭开蒸笼，冒出滚滚的水汽，看到居民从家里拎出一块砧板，在门口蹲着剁肉。
“你也许说他们粗糙，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生活，活生生的生活。”
十多年后，他又到那条胡同，发现已经完全变了。到处是咖啡店、茶馆、服装店，而空气中则充满了雾霾。
“我几乎每一次离开都抱着愤怒的心情。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并不是说不要进步，但是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他问。
台北也一样，在他看来，亚洲所有地方都让他产生共同的一种愤怒：就是拆掉一切去换取财富，脑袋里面只有钱。
“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念叨着。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台北住的日式房子，七年前所有居民被迫迁出，然后房屋卖给开发公司，之后一直废弃。
每隔一阵子，他都想办法去那里看自己家的旧房子。整个街区被铁皮封起来，禁止入内。他在外面看着，觉得树长得更茂密，而屋顶一块块垮掉，眼看着它日渐荒芜坍塌。
他也会陪太太去看她在高雄的老家。那是一片眷村，太太带着他走到已经破烂的旧屋，跟他讲，小时候这边放床，那边放桌子……
朱德庸说：“那种感觉就是，虽然我太太的童年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跟着她去看，就等于陪着她又经历了一次。”
他为自己这种眷恋打了一个比方：“我有一把椅子，我可以跟我的孙子说，你的爷爷常坐这里，你看把手的漆都磨掉了。当你的孙子摸到那把椅子时，他就跟爷爷的前半生联系起来了。记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记忆，这个城市就没有生命。如果这个城市没有生命，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势必会生病。因为他无所寄托。”
所以，他从来不担心自己被时代抛弃。时至今日，他还要凡事亲力亲为，坚持一张一张地画四格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