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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筑墙、广积粮！
随时准备最惨烈的大战，天津一直是在做最好的准备！（未完待续。）
正文 第二五七章 经济发展为先
崇祯十年末，天津。
年底各项数据争相报喜。特区总人口达到40万人，拥有户口居民26。7万。农业产值达530万两银子，工业产值规模1645万两。政府财政收入达到417万两银子，除了支出外，盈余80多万两。财政收入中，税收的比例仅有100多万两，剩下的房屋租金，国营企业上缴红利，占据了更大的比例。
除此之外，天津发展银行也给予了靓丽的业绩。银行存款规模已经达到800万两，贷款规模650万两。银行分支营业点，扩张到6家，净利润达到19万两。银行的主要储户中，政府官员、军人占据了半壁江山，其次是一些居民、企业。整个银行的存款客户达5万人，贷款客户7000多人。银行已经初步发挥出了金融行业的作用，筹集了社会闲散的资金，贷款给急需用钱的企业和个人，促进了特区工业上的跨越式的发展。
由于年底各项数据报喜，在春节来临前，肖图白特意给特区所有居民每人派发1两银子的红包。这种政府给百姓派发红包的行为，着实令整个特区震动。
媒体自然是大书特书，给予这次年底派发红包的行为进行宣传造势！没有什么，比政府给百姓发钱，更能收买人心。
在派发40多万分红包后，整个特区凝聚在欢声笑语中，百姓们非常激动，发自真心的给肖图白歌功颂德。
人心稳定。对于特区长远发展，是无比重要的！
仅是年底派发40万份红包。成本才有40多万两银子，赚取了民心。甚至还不只特区的民心。
肖图白的仁德更是远远传播到特区之外，越传越邪乎。越的穷困的地区，越是将肖图白描述为救苦救难的活神仙。
这使得肖图白，在底层百姓中的号召力，不下于李自成之类的义军。毕竟，农民起义的不外乎是许诺将来“分田地、均富贵”，一个破产农民加入义军。成功了之后，也仅是成为小地主。
而天津特区现在就能给予体面的生活，稳定安逸的环境。这种安定的环境，更是令人向往。
天津特区四镇，对于肖图白而言，是一座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试验场。
肖图白给南朝鲜仁祖设计的是“先军政治”，让南朝鲜的社会资源。全部为军队建设服务。表面上，南朝鲜战争机器飞速发展，但却是后继乏力的。因为，南朝鲜的生产力，并未根本的提升。仅仅是靠着向天津出售资源，换取大量的资金。用于军事建设。
而天津的发展思路，则是“七分经济、三分军事”，经济基础决定了军事、科技、教育等等各行各业的可持续发展。
尤其是，军队建设是烧钱的，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无限的向军队建设倾斜，便会影响到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了。军事发展也会后继乏力。比如，1000万两银子投向军事项目，便是纯粹的投入了。而且军队规模的扩张，会需要更多的钱财来支持。对于政府的财政，是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而如果同样一笔资金用来搞经济建设，将30％的盈余提供给军队，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给军队提供的军费是几何倍的增长。
肖图白采取的策略是，经济建设为先。
经济建设发展好了，军队的未来发展就有保障。如果，将手头资源不顾一切的投入军队建设上，手中没有盈利项目，将来养活军队，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更别提让军队获得良好的发展。
总体而言，天津的各方面都在发展，只不过有快有慢。经济发展的稍微快一些，其余的部分发展相对慢一些。而在经济方面——工商业发展的快一些，农业发展的慢一些。
工商业发展的快，因为特区狭小的土地，只能以工商业为主，才能在有限的土地中，创造出更高的效益。农业发展相对的滞后，也是因为特区的土地面积有限。并且，城市建设和工业用地，也将会不断的吞噬农业用地。
这是没有办法事情，发展农业经济的前途是非常优先的。不优先发展工业，国家就不能强盛，就不能将先进的经济生产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
中国宋朝时期就是前车之鉴，宋朝的经济之繁荣空前绝后，占据世界经济比重的80％，但是宋朝如此强的经济实力，却不能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宋朝从建国来时，面对北方的邻居就处于挨打地位。
明朝的经济，相对于满清也是强大百倍，但是同样经济实力完全不能转化为军事实力。这就是农业国家的局限性！
工业国家，几百万工业人口的军事潜力，是超过几千万农业人口的。
中国古代长期经济领先，主要体现在手工业规模的庞大。但是，中国古代并没有意识到保持制造业技术先进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古代尽管产生了不少的发明，但是并未爆发出工业革命，更没有意识到保持制造业技术先进的重要性。
英国人后来崛起于工业革命，本质上也是比手工业时代，更发达的制造业而已。美国后来取代英国人的霸权地位，首先是在于美国制造业崛起，取代了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天津的制造业崛起，就是非常重视通过改进机器，以技术的改进，带动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
比如，以纺织工业为例，天津纺织业原本停留在男耕女织的落后阶段，但是肖图白令工匠按照“珍妮机”的原理，改进了纺纱机器。从家庭手工操作的单锭纺纱机，或者是三锭纺纱机，革命性的改进到10多锭、几十锭的纺纱机。最先进的纺纱机，达到了160锭以上。在动力方面，也开始逐渐用畜力、水力等等方式带动机器，而不再是停留在人力操作。
过去普通家庭主妇用单锭机器纺纱，一昼夜才纺出几两纱，一个月积攒的纱最多能织五六匹棉布。这种模式下，只适合自家种植少量的棉田，织一些土布大部分自家穿，少部分向市场销售补贴家用。
而几十锭、上百锭的纺纱机，一台机器一天内纺出来的棉纱，可能会达到十多斤以上，足以同时向数台织布机提供原料。
因为，纺纱技术的飞快发展，天津的纺织业开始比江南地区更具备竞争力。光是天津地区，就开始拥有5万名纺织工人，拥有纱锭100多万锭，棉纱加工能力达到每年加工2500万斤。如果全部织成棉布，足以织造800万匹。不过，特区自身织布产能只能生产500万匹，剩下的棉纱销售给周边地区，带动了周边地区家庭织布规模的发展。
纱锭的增多，令纺纱产量骤增。
棉花去籽、织布等等上下游产业，出现了发展瓶颈。
历史上，英国是因为发明了“飞梭织布机”，导致原始的纺车供应棉纱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发明了“珍妮纺纱机”。
而天津特区的纺织工业的发展轨迹却是不同，是由于“珍妮机”这种多锭纺纱机器的出现，导致了棉纱产量过剩，为了消化棉纱的产能，增加棉布生产效率，从而发明了“飞梭”式的织布机。
飞梭织布机，比起传统的织布机，生产效率更高。普通的织布机，一名熟练的织户，一天才能织一匹棉布。而飞梭织布机，则可以一名工人，一天只能织3~5匹棉布。
纺纱、织布技术皆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后，棉花的去籽加工，则成为了老大难问题。中国古代种植棉花的农民，除了摘棉花之外，还需要人工去籽，将棉花籽取出后，才可以销售出去。人工去籽的效率很低，至少需要几十天时间，才能够将棉籽去掉。因此，很多商户知道，棉花丰收的时候，并不的收取棉花的好时机，而是要再过一两个月，等到农民将棉花籽摘掉后，再去收取棉花。
去掉棉籽的棉花，和没有去籽的棉花，价格差别很大的。一斤去籽的棉花，在南方地区价值50文钱~70文钱左右。而没有去籽的新摘棉花，35文钱即可收购。农民倒是愿意，将未去籽的棉花销售，但是商人却不愿意收购，因为那样一来额外雇佣人工给棉花去籽，未必比农民自己去籽经济划算。
轧棉机的发明，解决了棉籽去除的难题。历史上，一直到18世纪末期，刚刚独立的美国，农业经济逐渐从烟草为主，转型为种植棉花为主。棉花种植业经济效益非常高，但是棉籽的去除，是一个非常麻烦、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