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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这一目的，严谨而狠厉的作战意念必须要有清晰明白的军律来制衡，加以特定的晋阶封赏规章，也就势在必行了。
军律：
其一：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旗举不起，旗按不伏，此谓悖军，犯者斩之
其二：呼名不应，点时不到，违期不至，动改师律，此谓慢军，犯者斩之
其三：夜传刁斗，怠而不报，更筹违慢，声号不明，此谓懈军，犯者斩之
其四：多出怨言，怒其主将，不听约束，更教难制，此谓构军，犯者斩之
论功行赏：
斩一首获爵一级；隶臣斩一首获免；斩二首始获公士爵。
士卒在战场上斩得敌军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全家的徭役和赋税。
百人以下的战斗若能斩敌三十三首级，就计为“满功”，将校可以晋爵一级。
军团在攻城战役中斩首八千以上、在野战中斩首二千以上，也计为“满功”，各级将校都晋爵一级，其中战功卓著者可以晋爵三级。
每晋升一级爵位，就赐予耕地百亩、宅地九亩，并分配给一名“庶子”，平时为主人耕种土地，战时随主人出征提供勤务。
五大夫以上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税邑”，彻侯和关内侯还可以得到封地，获得封地的赋税收入。每一爵位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特权，“不更”可以免除一般百姓必须承担的劳役；“公乘”具有出行时乘坐车辆的特权。
有爵位者在犯法的情况下，可以用“贬爵”来代替刑罚。
爵位也可以用来为自己的亲属免除官府奴隶的身份，用一级爵位可以赎取一个沦为奴隶的亲属的自由。
在战场上斩得一个敌方甲士的首级，就可以提升一级爵位。
爵位由低到高分为二十等：
与“士”相当的爵位分为四等，分别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
与“大夫”相当的爵位分为五等，分别是“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
与“卿”相当的爵位分为九等，分别是“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
与诸侯相当的爵位分为二等，分别是“关内侯”、“彻侯”。
与“卿”、“诸侯”相当的爵位可以无视，达到与“大夫”相当的爵位已经可任陈翎其他军中将校官职，陈翎不可能将有此大功者继续留在高览麾下为普通重甲步卒，而会调任至周泰、张白骑麾下为校尉，以增强其战力、军势。
此番建立新军，涉及封地一事，陈翎遂再添加几笔，略论了一下有关爵位的事宜，然后遣使至北海向主公吕布呈请，以候决断。
在此之前，军中作战，不是没有将领获赏封地，不过仅局限于校尉以上的职位才能获封，并没有全体实施，因此陈翎再作如此之举。
由此，若是温侯能够准陈翎此一策，在吕布之势中，就会有二种爵位封赏制。其一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均世袭罔替，封地均称国，在封国内行使统治权。
各诸侯国内，置大夫、士等爵位，大夫、士亦有封邑，对封邑也可以行使统治权、唯受命于诸侯。
如此封赏制，陈翎不过是承袭了周制而已，并无其他大的改变。
唯一不同的就是，截取公士至五大夫这一段爵位进行封赏，将与“卿”、“诸侯”相当的爵位留予主公吕布自行按功行赏，限制了爵位泛滥，不会再有汉之“武功爵”卖官鬻爵那般情况现象的出现。
第二百三十三回郡县之事（）
如何算得上治理有方？
街市井然有序，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辖下郡县内野无遗贤等，做到这些或许称得上能吏，但在陈翎看来，仅仅做到这些是不够的，其中缺少最为重要一项，那就是国富民强。
何谓国富民强？
桓宽所编撰盐铁论中言道：“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
武帝时期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汉庭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官吏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史称为“盐铁会议”。
在此次廷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
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
他们秉持儒家思想，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
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
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
而御史大夫桑弘羊，则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
桑弘羊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
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廷议结果就是，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
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汉庭也就只剩下各地郡县税收来源。
在没有了这部分赋税之后，汉家天子逐渐开始重用宦官卖官鬻爵，加上郡府官吏贪渎无忌，百姓民不聊生，慢慢从上没路。
以史为鉴，如何不重蹈覆辙，陈翎以为只有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该归主公所有的，那就必须归吕布所有！
主公吕布将来夺取天下之后，如何安排后人承继，在现在陈翎看来，不必操那心思，水到渠成，顺其自然就行了。
秦号称要承绵万万世，可是直接卒在二世身上，实在令人蹉跎发笑。这世间有太多不合理之处，有太多不可操控之事，在陈翎心中，遗下一个相对较好的基业留待后人，那就成了。
随即陈翎令治下郡县境内的所有商人，向当地官府报备，无论是行商还是市街交易，须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额的钱币，充作官办税收。
也就是说，随着陈翎此令告示出去，翼州治下所有的商人，只要有官府核准，那都可算官方商业交易，不能再视作私人商贩，是依附于吕布一势侧的官商。
官商勾结向来为人所深恶痛绝，如何防止此一现象的出现，陈翎以为仅凭完善各项惩处刑罚尚不足够，还需加上另外一项。
自高祖斩蛇起义，统一天下，建立大汉以来，举荐制成为选拔人才的唯一规章。
举荐这一选官制度，包括察举、天子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私人荐举、考试、任子、纳赀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交互使用。
举荐这一制度是有个演变的过程的，汉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
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
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因此，武帝即位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在除沿用上述制度外，颁行了一套新的选官制度：察举制。
高祖十一年二月，高祖下诏求贤，要求郡守劝勉贤士应诏，并书其行状、仪容、年纪，以待擢用；郡守若遗贤不举则免官。
文帝二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元封四年，武帝又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自此，每年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历代沿袭，成为固定的选士制度。
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