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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秋，渥巴锡汗从俄土战场回到本部，同他的侄子策伯克多尔济等人秘密部署重返祖国的行动。他们本来议定，待伏尔加河结冰之后，河左右两岸的全体部从一起出发。但这年冬天天气温暖，河水迟迟不冻，而沙俄的阿斯特拉罕省当局和驻土尔扈特的使团又得到了一些土尔扈特部将要东返的消息，正在加紧对其动向的监视。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渥巴锡决定先率东岸的近17万人出发。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体战士，控诉了沙俄对土尔扈特部的压迫，发出重返祖国的号令。第二天，全部族一万多户陆续出发，踏上征程。殿后的一万多名战士点燃了渥巴锡的木制宫殿和无数的村落，还杀死了住在那里的上千名俄国官员和商人，表示了同沙皇俄国彻底决裂的决心。
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得知土尔扈特部向东迁移的消息后大发雷霆，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士兵进行拦截追击。土尔扈特部在越过乌拉尔河，进入哈萨克草原后，遭到过哥萨克的一次突然袭击，损失达9000人。此后，渥巴锡率军在奥琴峡谷歼灭了一支拦截的哥萨克部队，才基本上粉碎了哥萨克的追堵。
第269章 清朝（23）（）
土尔扈特部的男女老幼们驱赶着畜群，驾着马车和雪橇，带着帐房和用具，在荒凉的草原上长途行进，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在摆脱掉哥萨克之后，哈萨克人和巴什基尔人又不断对土尔扈特的队伍进行袭击，掠夺牲畜、人口和财产。不断的战斗、艰苦的行军和疾病的流行造成土尔扈特部的人口锐减，牲畜也大量死亡。在接近中国边境的时候，土尔扈特的东进队伍只剩下八九万人，而且非常饥饿疲惫，但他们以坚强的意志，继续向东方前进。
经过了半年时间，土尔扈特人终于进入了中国境内。乾隆帝对土尔扈特整部来归非常重视，在最初得到其东迁的消息后就确定了“接济产业，分定游牧”的方针。同年农历六月初，渥巴锡等人率部来到伊犁河畔，清廷特派参赞大臣舒赫德前往伊犁，主持接纳安插事宜。清廷还从各地调集了牲畜、粮食、茶叶、棉布、毡庐等大量物资，优恤历尽辛苦的土尔扈特部民。渥巴锡也在致清方的信中表明了“向居俄罗斯地，久愿为大皇帝臣仆”，希望准令入觐，以伸积诚。渥巴锡还进献了其祖先受明永乐八年汉篆封爵玉印一颗，表示归顺清朝的决心。
清镶银护手月牙钩在归来的土尔扈特部首领中，有一个叫舍棱的，本来依附于准噶尔部，曾经参与过准噶尔部的叛乱，叛乱被平定后才率残部投奔渥巴锡。清廷中一些人对于舍棱随众归来颇存疑虑，恐怕他怀有什么诡计。乾隆帝根据当时的形势做了正确的判断，认为“归顺之事十之九，诡计之伏十之一”，决定对舍棱一体加恩，不究前罪。乾隆帝的这一系列正确措施对安定土尔扈特各首领和部众起了积极作用。
这年九月，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棱等13位土尔扈特部首领应召来到热河的木兰围场，觐见了正在这里的乾隆帝。乾隆帝用蒙古语亲自询问了土尔扈特部的历史情况和举族归来的经过，并命渥巴锡等人随围观猎。秋狝之后，乾隆帝回到避暑山庄，再于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等人，多次赐宴，还举行了盛大的灯宴火戏。其时正值喇嘛教庙宇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渥巴锡等人与内蒙、喀尔喀及青海等处的各蒙古部首领一起参加了大法会。乾隆帝乘兴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凿石竖碑，立于普陀宗乘之庙内。
嗣后，清廷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封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廷图亲王，封舍棱为弼里克图郡王，封巴木巴尔为毕锡呼勒图郡王，其他首领也分别被授以爵位。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清廷又将土尔扈特部众分为旧土尔扈特与新土尔扈特两部分。旧土尔扈特是和鄂尔勒克的后裔，由渥巴锡汗统领，总称乌纳恩素珠克图盟，以下又分为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分别在准噶尔盆地南北和西边游牧，统归伊犁将军管辖。新土尔扈特是和鄂尔勒克叔父卫衮察布察齐的后裔，由舍棱统领，为青色特启勒图盟，下分左、右二旗，在科布多游牧，归科布多大臣管辖，定边左副将军节制。随渥巴锡归来的和硕特部恭格一支也受到妥善安置。各部遂安居于其牧地。
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清代统治者自入关后很重视搜集和编纂古代典籍，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编修书籍甚多，其中如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荟萃群书，融贯古今，有一万卷之巨。到乾隆年间，清朝进入鼎盛阶段，国家富足，社会也较为安定，为更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提供了条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帝谕令全国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和本朝人的著作。谕令说：‘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以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谕令下达后，安徽学政朱筠于十一月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一是抓紧搜集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二是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公布内廷藏书目录，并组织人员从内廷收藏的残本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三是著录与校勘并重；四是对于金石、图谱，也要留心搜集。朱筠的建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交军机大臣讨论后决定：选派翰林官员开馆编辑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与各省采进的书籍，成书后总名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开馆，馆址设在北京东安门外的翰林院。四库全书馆设有正、副总裁，总纂官、总阅官、总校官、纂修官以及提调官、监督官、监造官等。在前后九年时间里，正式任命的纂修官员先后共计360人，此外还征用了大量的抄写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库全书馆里聚集了全国最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纪昀、戴震等人。
纪昀是直隶献县人，才思敏捷，学问渊通，自开馆即充任总纂官，与修书活动相始终，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出力最多。全书的体例、分类和各种类中书籍的排列次序等都是由纪昀一手确定。他把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编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成为目录学史上总结性的著作。由于他在编纂四库全书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表现出的卓越才华，纪昀被人称作“一代文宗”。
充任纂修官的戴震是极负盛名的汉学大师，皖派领袖，以举人身份而蒙特召入馆，负责辑校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和校勘古籍。他的学问根基深厚，馆中其他人遇有疑难，经常向他求教，他总是竭诚相助。戴震在馆数年，晨夕披检，靡间寒暑，辑出久已亡佚不传的算经五书，并且校订整理了水经注、仪礼集释等大量古籍，为四库全书的修纂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积劳成疾，戴震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于馆中逝世。
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清廷进行了大规模的征集图书的工作。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1772年至1778年），乾隆帝多次下诏访求图书，还特别宣布：凡进书献五百种以上者，奖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百种以上者，奖给佩文韵府一部；还将在被收录的图书的提要里记上藏书者的姓名；进献图书特别名贵的，皇帝将亲自在书上题诗，用后尽快送还。由于朝廷的不断督催和各地官员的努力，自各地征集到的图书总数达13000多种，其中有许多是举世罕见的珍本秘籍。这些书籍大部分征自文化特别发达的浙江地区，当地的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扬州马裕、宁波范懋柱等人，进献图书都在六百种以上。这样一次规模空前的征集图书活动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材料。
在征集到的大量图书中，包括一部分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一些野史稗乘，颇多“违碍悖逆”之词。乾隆帝征集图书，修纂四库全书，目的在于巩固其统治，对这些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因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就谕令四库馆和各省官员，一定要趁此征书之机，大力查禁一切违碍图书，尽数销毁。其时文字狱正盛，各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