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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火器的出现，开宋代以后火器发展的先声。火药的发明与使用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在科技发明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唐代的史学发展
唐代中晚期史学发展主要以刘知几所撰史通和杜佑所撰通典为代表。这两部史著都是属于开创性的，对以后的史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史通，刘知几撰，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20岁就考中进士，随后做了19年的获嘉县主簿。长安二年（702年），他42岁时，开始担任史官，先后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秘书少监等职，撰修国史，在史馆长达二十多年。他遍读群史，长期从事修史工作，史学知识及编纂经验十分丰富，史通就是他数十年钻研史学的结晶。史通共二十卷，分内、外两部分，各十卷。内篇三十九篇，阐述史书的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在大家、二体两篇中，总结过去史书著作的类别和体例为：六家：尚收—纪言；春秋—纪事；左传—编年；国语—国别；史记—通史纪传；汉书—断代纪传。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外篇有十三篇，其中史官建置篇中论述了史官建置沿革，概括了过去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外篇还论述了历朝史书的得失，对唐以前的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他在论修史时，提出编撰史书以“直笔”为原则的思想。在直书篇、曲笔篇中，刘知几从正反两方面详加论述了这一思想，认为一部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事应“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他还认为，修史要注意史料选择，不仅要“采摭群言”，同时又要“明其真伪”；记载历史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浮词。在疑问、感经两篇中，刘知几对儒学经典提出大胆怀疑，并认为上古三代并非如儒家所推崇的那么美好，这些表现出刘知几的批判精神和进步的历史观。
通典，杜佑编撰。杜佑生于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死于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历任工部、金部郎中，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累迁户部侍郎判度支，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后官至宰相（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度支盐铁等使。他历任中央和地方行政财政大吏，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理财经验，对典章制度十分熟悉。杜佑为学不追求章句。认为诸经大多记言，少有法制，而他却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所以格外留心历代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得失。正是具备了上述条件以及这种治学精神，才使杜佑完成了通典这部巨著。
银镀金人物图香宝子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发下进行的。政典以周礼大官所职来分门别类编撰，共三十五卷。杜佑认为政典“条目未尽，因而广之”，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至贞元十七年（801年）书成进奏，前后用了三十余年的功夫。
通典共二百卷，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上溯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肃宗代宗以后的重要变革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出若干子目。通典详细叙述了历代典章制度的源流，变革，文中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还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其内容虽源于“正史”中的书、志，但典章制度前后因续关系在各断代史中难以照应，而通典则矫正了“正史”断代之不便。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例，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其后出现“三通”（即通典加上通志、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宋郑樵作通志，与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悉以是书（指通典）为蓝本，然郑多泛杂无归，马或详略失当，均不及是书之精核”。“三通”之后又发展为“九通”“十通”。通典卷帙浩繁，“实采摭群言”，其引书至少有二百四十八种，这使通典保存下大量古代的珍贵史料，“考唐以前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
除此两部专著之外，唐德宗时的苏冕，撰写唐高祖至德宗九朝事，为会要四十卷；宣宗时，杨绍复等续编唐德宗以后七朝事为续会要；宋代王溥的唐会要，就是根据这两本书，补充了唐宣宗以后事而成的。苏冕开创了“会要”体裁，此后，五代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等纷纷编撰出来。中晚唐的史学著作还有韩愈的顺宗实录，杂史笔记类如刘饣束撰隋唐嘉话，刘肃大唐新语十三卷，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三卷，李肇撰唐国史补三卷，赵因话录六卷等。
庞勋起义
自天宝末年开始，唐朝与位于其西南边境的南诏就保持着时战时和的关系。由于朝廷的腐败和边将对少数民族的刻剥，往往引起南诏的反抗和入侵，对于唐朝的西南边境构成威胁。宣宗大中末年，因边将李琢苛暴，“夷人不堪”，引南诏攻陷安南都护府。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唐安南都护李杀“蛮酋”杜守澄，再度引起与南诏的战争。咸通三年，南诏攻占交趾（今越南河内西北），唐募徐泗兵二千前往支援，分八百人别戍桂林。起初约定戍卒三年一代。至咸通九年，戍卒已远戍六年，多次请求更换。徐泗（治今江苏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平时即以严刻为军中所怨，这时更听从所信用的都押牙伊戡等人之言，以军帑空虚，派兵往代所需费用过多为由，要求桂林戍兵再留戍一年，引起戍卒愤怒。七月，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义、姚周等人，杀都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劫取军中武库兵甲，发动起义，自行北归。
戍兵自桂林暴动后，经湖南，乘船沿长江东下，过浙西，转入淮南，经泗洲（今江苏盱眙）渡淮，径趋徐州。路上招纳逃亡兵士和农民，藏在舟中，多达千人。其时朝廷虽降下诏书，假意慰抚，但徐州节度使崔彦曾已作好镇压准备，命都虞侯元密统兵3000拒庞勋，又命宿州出兵五百扼守符离（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庞勋军队开抵符离，与官军激战于睢水之上，官军望风奔溃。十月，庞勋等攻克宿州（今安微宿县）。向百姓散发城中货财，“一日之中，四远云集，然后选募为兵”，“自旦至暮，得数千人”，起义军声势大振，庞勋自称兵马留后。元密引官军包围宿州，庞勋率众乘船，顺流而下，冲出重围，在汴河沿岸，选择有利地形，设下埋伏。元密驱兵追击，遭到起义军夹攻，官军大败，战死约千余人，残部归降庞勋，无一人得还徐州。庞勋知徐州空虚，乘胜直趋徐州城下。时庞勋部众已有六七千人。由于义军安抚百姓，故得到他们的拥护，帮助义军攻城，“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城陷。”起义军攻下了徐州，囚禁崔彦曾，杀死残暴的军官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时城中愿随从起义军者已有万人。百姓在义军号召之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首而锐之，执以应募。”附近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等州的小股起义军也倍道兼程，争相归附，挤满了徐州城内外郊郭。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