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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还多次为迎送佛骨兴师动众，大事铺张。宪宗时为去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迎佛骨，搞得长安举城若狂，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佞佛的情形在唐后期也一直有增无减。武宗时祠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当时全国有寺院4600所，兰若四万所，僧尼260500人。遍设各地的寺院不仅占据了大量的良田美地，而且了利用它们的免税特权，包庇了众多的人口。当时除了富户多丁，削法避役，将寺院当成最好的庇护所外，许多贫苦百姓为不纳赋税，也投靠依附寺院，成为寺院的寺户或佃户，他们耕种寺院的土地，为寺院提供无偿的劳动，使得寺院经济大为发展，而封建政府的纳税人户却日渐减少。此外，天下佛寺大量销铜铸造佛像，使得市场上铜钱大为减少，加重了唐后期钱重货轻的矛盾。
第154章 隋唐（42）（）
武宗即位以后，深感佛寺和僧尼众多“耗蠹天下”，对国家财政也影响极大。会昌三年（843年）唐朝廷对泽璐用兵，军费不足，而关中、河东等地，又连年发生蝗灾。在这种情况下，冲击佛教寺宇，没收僧尼财富，就成为可行的一途。武宗本人原来就倾向道教，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武宗决心灭佛。他首先下敕没收僧尼的私人钱物田庄，减少僧尼所畜奴婢的数量。会昌三年，长安左顺两街勒令还俗的僧人共3400余人，同年三月下敕，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并不许置供及巡礼者”，犯者即受春杖处置。由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灭佛之举在会昌五年达到高潮。其年八月。下敕省并天下佛寺。规定长安、洛阳两街仅各留二寺，诸道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等州各留一寺，并将寺院分为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10人，下等5人。其余26万余僧尼笄冠勒令还俗充两税户，还有寺院的十五万奴婢，以及人数超过僧尼笄冠一倍，投附寺院充使令的良人也同时放为两税户。除上述应留寺院之外，44600余所小寺院均限期毁撤，并遣御史分道督察。寺院的财产也没收充官。其时共收良田数千万顷。拆下的佛寺木材用以修葺官府和驿舍。中书又上奏将废寺的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石等像也销付国库。而且限令衣冠士庶之家所藏金、银铜像也必须如期纳官，否则就按禁铜法处理。在此之后，管理僧尼的部门也从祠部改为主客，以明其为外国之教。与此同时，武宗还在八月的制书中，明确指斥佛教“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并指出其僧尼“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其寺宇招提“皆云枸藻饰，僭拟宫居”，是造成民间物力凋耗、风俗浇诈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还将这次废佛称作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的一件大事，进一步表明了他灭佛的决心。武宗灭佛之举取得很大成功，大批寺院迅速被毁废。唐朝廷也在这次灭佛中获得不少财政收入，并借助它消灾了企图割据泽潞的刘稹。此外，这次运动波及江南、岭南，影响很大，武宗李炎也因此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字文邕以及五代周世宗柴荣并称为历史上主持灭佛的“三武一宗”。
武宗灭佛后不久就死去，宣宗即位，修复废寺，“度僧几复其旧”，重新恢复了对于佛教的崇奉和寺院的物权。懿宗、僖宗时也都进行大规模迎送佛骨的活动。这些佞佛的举动，使佛教得以再度繁荣。
唐与南诏的关系
隋末唐初，在现今云南大理洱海周围周围及哀牢山、天量山北部山区，分布有乌蛮、白蛮的许多部落。七世纪至叶，乌蛮不断移入洱海地区征服白蛮，形成了六个乌蛮部落，部落的渠帅称为“诏”，因此称为“六诏”。这六诏是蒙、越析、浪穹、赕、施浪、蒙舍。因为六诏之中蒙舍诏居地最南，故称“南诏”。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立“大蒙国”，自称“奇嘉王”，向唐朝称臣纳贡。高宗、武则天时，蒙舍诏首领到长安朝见，都蒙皇帝召见，并赏赐大量的锦袍缯采等物。武则天时蒙舍诏首领逻盛炎来唐访问，病死在长安。朝先天二年（713年），南诏皮逻阁继承王位，唐玄宗册封他为台登郡王。次年，皮逻阁即遣使来朝。
开元中，皮逻阁用重礼贿赂唐剑南节度使土昱，请他向朝廷申请允许皮逻阁兼并其余五诏。得到唐玄宗的允许后，皮逻阁就开始出兵兼并五诏，唐派遣中使王承训、御史严正海参预军事，先攻灭越析，次灭三浪，最后灭蒙，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基本上统一六诏，成立了以西洱海地区为中心的统一国家，通称为“南诏”。次年，皮逻阁被唐册封为云南王，表明了唐对南诏统一事业的支持。天宝四年（745年），皮逻阁派其孙子凤迦异到长安朝见皇帝，玄宗赐给他胡部、龟兹两大乐队。天宝七载（748年），皮逻阁死，他的儿子阁逻凤继承了王位，承袭爵位云南王。
南诏统一后，继续向外扩张。这时唐也设置了姚州、建安宁城，向云南各地伸展势力，因此双方发生了冲突，至玄宗天宝年间，唐开始抑制南诏势力的扩张。但是，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和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唐天宝九载（750年），阁逻凤起兵攻破唐姚州都督府，杀死了云南太守张虔陀，并且夺取了三十二个羁縻州。第二年，鲜于仲通率八万大兵进攻南诏，在西洱河被南诏打得大败，鲜于仲通只身逃回。自此以后，南诏为避免两线作战，不得不转而依附吐蕃。天宝十一载（752年），吐蕃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思是吐蕃王的兄弟，给金印，号称“东帝”。同年，唐王朝征发岭南五府的军队，在姚州都督贾率领下进攻南诏，结果全军溃败，贾也被生俘。天宝十三载（754年），唐王朝又遣剑南节度留后李密率兵七万进攻南诏，被阁逻凤引诱到大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全军覆没。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困于内乱，没有力量再进攻南诏，而南诏常和吐蕃联军侵扰唐的西川一带的边境。天宝十五载（756年），阁逻凤派兵协同吐蕃兵进攻唐州（今四川西昌）夺取会同（今四川会理县），占据清溪关（今四川越北）。唐至德二年（757年），又进攻唐境，再破越，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俘。唐永秦二年（766年），阁逻凤在南诏都城太和城中立南诏德化碑，表明叛唐出于不得已，希望能和唐世代友好。唐大历十三年（778年），阁逻凤死，他的孙子异牟寻继承了王位。第二年，南诏、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进攻唐剑南西川，打算攻取成都。唐德宗派大将李晟率4000禁军、曲环率、陇、范阳兵5000驰援蜀地，在当地唐兵的配合下，大破南诏军，收复了维（今四川理县东北）、茂（四川茂县）二州，又乘胜追击南诏军，在大渡河再次击败南诏军，吐蕃、南诏死八九万人。两国战败后，异牟寻迁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把南诏当作自己的附属国，向南诏征发兵役、赋税，又派兵在南诏境内要地驻扎，引起南诏强烈不满。
唐德宗在李泌的劝谏下打算联合南诏共抗吐蕃，贞元元年（785年），任命韦皋出任唐剑南西川节度使，积极从事争取南诏归附唐王朝的工作。同时，南诏的清平官郑回也劝异牟，寻摆脱吐蕃的奴役归附唐朝。贞元五年（789年），吐蕃和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的兵力，引起南诏的不满。贞元七年（791年），韦皋又派遣使者劝说异牟寻早日归附唐王朝，吐蕃听到这个消息后责问异牟寻，牟寻不得不将使者押送到吐蕃去，然而吐蕃反而更加怀疑，征调了许多南诏大臣的子弟当作人质，以防止南诏反叛。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异牟寻下决心归附唐王朝，派遣使者分三路赶到成都，写信给韦皋，请求归顺。韦皋派人护送使者到京师，德宗大加嘉赏，赐异牟寻诏书，韦皋派巡官崔佐时出使南诏。第二年正月，崔佐时到了羊苴咩城，和南诏在点苍山会盟，至此，南诏终于继绝了和吐蕃的往来。会盟后，异牟寻亲自率兵，在神川大败吐蕃军，焚烧铁桥，取得昆明城。六月，唐派御史中丞袁滋等持节册封异牟寻为南诏。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