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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运动领导人韩愈
唐宪宗依靠裴度、李，平定了淮西叛乱，觉得脸上光彩。他决定立一个纪功碑，来纪念这一次大胜利。叫谁来写这个碑文呢？恰好裴度手下有个行军司马韩愈，擅长写文章，又跟随裴度到过淮西。唐宪宗就命令韩愈起草平淮西碑。
韩愈是唐朝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他认为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风气不好，连文风也衰落了。许多文人写的文章，喜欢堆砌词藻，讲求对偶，缺少真情实感。他决心对这种文风进行改革，写了不少散文，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张和写作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改革，但是也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一些传统，所以被称做“古文运动”。后来，人们把他和柳宗元两人称为“古文运动”的创导人。
韩愈像韩愈不但善于写文章，还是个直言敢谏的大臣。在他写完平淮西碑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得罪朝廷的事儿。
原来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人人平安。
唐宪宗给人说得相信了，特地派了三十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下面的一班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凑个趣。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瞻仰佛骨了。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很不满意，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迷信的事。他说，佛法的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
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把他处死不可。
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气慢慢平了，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不是在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不能饶他。”
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没杀韩愈，就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刺史。
从长安到潮州，路远迢迢，韩愈孤单一个人，被派到那么边远的地方去，一路上的辛酸心情，就别提了。
韩愈到了潮州，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考虑到百姓的生活。他把潮州官府里的官员找了来，问当地老百姓有什么疾苦。
有人说：“这儿出产少，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还有城东恶溪（今广东韩江）里有条鳄鱼，经常上岸来伤害牲畜，百姓真被它害苦了。”
韩愈说：“既是这样，我们就得想法把它除掉。”
话虽那样说，可韩愈是个文人，一不会动刀，二不会射箭，怎能除掉鳄鱼呢？后来，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专门派人到江边去读这篇祭文，又叫人杀了一口猪一头羊，把它丢到江里去喂鳄鱼。在那篇祭文里，他限令鳄鱼在七天之内迁到大海里去，否则就用强弓毒箭，把鳄鱼全部射杀。
韩愈不信佛，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这当然只是他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法罢了。
事有凑巧，据说打那以后，大池里的鳄鱼真的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生产了。
韩愈在外地做了一年官，才又回到长安，负责国子监的工作。就在这一年（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他的儿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
诗人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父刘云，父亲刘溆，历官州县令佐吏，于时以儒学著称。
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年）中进士第，又登宏辞科。他精于写古文，又善作五言诗，今体文章也表现多才而华丽。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中干事，掌管记室，尤受礼遇。跟随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他和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友好。
贞元（785—805年）末年，王叔文在东宫任职，晚辈求进取的，多依附他。刘禹锡尤其为王叔文所了解和奖掖，把他看作宰相之才。唐顺宗登帝位，病了很久，不能胜任政事，宫禁中的文诰，都是由王叔文发出的。王叔文引刘禹锡和柳宗元入宫中，和他们商议大事，他们所说的，无不听从。刘禹锡转官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自恃威权，伤害朝士。柳宗元平时不喜欢武元衡，那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把他降为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说刘禹锡挟邪乱政，不适宜留在朝中，窦群当日就被罢官。韩皋凭借他是贵门出身，不依附王叔文之党，被出为湖南观察使。刘禹锡任性以喜怒欺凌于人，京师人士不敢提他的名，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号称“二王刘柳”。
王叔文革新失败，刘禹锡受累被贬为连州刺史，在途中，又贬为朗州司马。朗州地处西南夷之境，风俗鄙陋，举目异样，没有可以对话的。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平时只是写文章吟诗歌，借以陶冶情性。蛮夷风俗喜好巫术，每逢神祀设祭，击鼓跳舞，一定要唱些俚俗的歌词。刘禹锡在这中间干事，有时参与这类活动，于是按骚人写歌词那样，为巫歌写新词，教巫祝传唱。所以武陵谿洞之间的夷歌，大多是刘禹锡的歌词。
刘禹锡初时，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宪宗也发怒，所以再贬朗州。在朝廷的制令中有“逢恩不赦”的话。然而掌朝政的大臣爱惜他们的才华，想洗掉身上的政治痕累，渐渐地再起用他们。正逢程异又掌转运大权，下诏命以韩臬和刘禹锡等人为远郡刺史。当武元衡任中书，谏官十多人上书议论此事，说这些人不可再用，因而作罢。
第149章 隋唐（37）（）
刘禹锡多年在湘江澧水之间，郁郁寡欢，因读了张九龄文集，乃叙写其意说：“世称曲江张九龄当宰相，建议放逐罪臣不宜放于好地方，多半徙居五不毛之地，今读他的文章，自内庭任职出守始安（在今广西桂林），有叹息瘴疠之气的意思；自罢相出任荆州（今湖北江陵），有感叹被拘禁的意思。托讽于禽鸟，寄辞于草木，郁郁然和骚人同一风韵。哎呀，身被放逐于边远之地，一旦失意便难以忍受，何况华人士族，而被处于丑陋之地，然后还能感到快意！议论的人认为张九龄是良臣，识破胡雏安禄山有反骨之相，以与庸材凡器同列为羞耻，私下上奏，廷上谏诤，就是古时的贤哲之人也比不上，辅佐君王之忠勤，没人比得上，然而却终于成为饿鬼。岂不是猜忌之心失于恕道，暗罚最大，虽有二美也不能赎罪啊？不是那样，袁公哪能一句话明断楚之冤狱而招福四世呢？以此相比较，神明哪能欺瞒呢？”
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从武陵被召回京师，宰相又想把他安排在朝内官署任职。那时刘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诗语中含有讥刺之意，令掌政的朝臣不高兴，又被出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诏书颁发下去，御史中丞裴度上奏说：“刘禹锡有老母，年纪已经八十多岁。今播州在西南极远之地，是猿猴所居的地方，人迹很少到达。刘禹锡确实有罪，但他的老母实在不能去播州，那么只能和儿子作死别，臣深恐这有伤于陛下孝治之风。希望屈折一下法律，稍移于近处。”宪宗说：“作为人子，每件事都要特别谨慎，应常考虑到会不会给双亲带来忧患。今日刘禹锡所应得的罪，理应更重于其他人，你哪里能以孝来议论从宽处理呢？”裴度无语以对。过了很久，皇帝改变面色说：“我所说的，是指责作为人子的事，然而总不想伤他老母的心。”于是改授刘禹锡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他离开京师又经历十多年，接连做了几郡的刺史。
大和二年（828年），刘禹锡被从和州（今安微和县）刺史召入朝，官拜主客郎中。刘禹锡对以前的事衔恨不已，又作游玄都观诗序说：“我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任尚书屯田员外郎，那时这个道观还没有花木，这一年我出任连州刺史，不久又贬为朗州司马。在朗州居住十年，被召入京师，那时人人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