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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的要搞出更高层次的农业生产技术，其观点也是超前的，没有先进榜样的拉动，农业技术就会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在现代如果没有袁隆平的高产杂交稻，就不会有全国大幅度的提高产量的结果。
明代的农业技术太落后，亩产300斤就已经是全国的最高产量了，距离现代的亩产过千斤差距太大，因此改进的余地也就大。孙和京知道，现在台湾已经搞出了化肥，对于提高产量有巨大的作用，再辅助以其他的技术改进，农业生产会取得长足的进步的。
………第423章完………
第424章：高效农业（）
崇祯九年七月初九，开封督军府的会议还在进行。
一直没有说话的朱万化接过了孙和京的话头说话了。他说道：“四川的改制完成之后，正是深秋时节，是修建农田水利工程的好季节。大型的工程需要较长时间的谋划，小工程还是可以动工的。原有的旧水利工程也要巡查一遍，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小工程，为来年的农耕打好基础。
交通运输是农工商业的基础，四川不缺水，河流众多，并且水量充沛。可是此地不同于江南，这么多江河，可行船的不多，于是就要靠道路运输了。四川多山地，修路艰难，怎么办呢？这就是刚才孙侍郎所说，不要怕进度慢，年年有进展就好。
修路也要做好规划，首先解决交通干道，正如工部周尚书所言，成都平原经川北到汉中之路是国计民生的要点，这条路要首先动工。我们再与陕西协商一下，对褒斜道规划一个加固完善的工程，这条路对于四川、陕西、河南乃至甘肃几省的民生经济都大有补益。
褒斜道我也走过，有些路段的栈道过于狭窄，路面的木板也不利于车辆行走，让我们的桥梁专家研究一下，能不能用山顶拉钢绳的办法，加强栈道的宽度和承载能力，变为双车道。可以在个别路段试验施工一段，如果可行，则逐年改建褒斜道，使其成为一条交通干线。
四川省内的主干道也要开始筹划开工，大型的江河的桥梁眼下我们没有能力，只能用摆渡的办法，渡船也要逐步更换成蒸汽机的大型渡船，改建渡口设施，提高渡口的效率。中小型的河流要修桥，否则道路的效率就太低了。这样一来，四川就会修很多的桥梁，把我们的桥梁工程专家都调过来，把桥修好，总结出一套修桥的经验，这也为将来陕西境内的大型铁路桥梁打下了基础。
孙侍郎所说的：在富庶的省份要提高良田的产量，这就是高效率的农业。水利设施好、气候好就要高产、高效。因此，四川、浙江、台湾这几个省，今年冬季就要做好规划，规划一批实验田，做高产的实验。我们台湾的化肥厂也要增加产量，向他们提供化肥，提供使用化肥的指导。”
朱万化的发言肯定了孙和京等人的经济建设方面的意见，并进行了归纳、总结、拔高，并且有具体的实施办法。联省的一干大员们心中感慨，特别是周延儒等经历过朝廷议事的人，拿朱万化比崇祯，差别太大了。朱万化是纯粹的务实人物，对于农工商、经济非常看重，并且内行，空洞的东西没有，并且善于整理出事务的实质、骨干。崇祯皇帝何时议论过这些务工、务农、水利、交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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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问题的指导意见全部确定之后，会议的最后定出使团的人选，上一次甘肃改制带队的是兵房侍郎朱万武。因为在甘肃，整编部队是主要工作。这一次四川改制的主要工作是选配官员，因此，就由执政副官兼吏房侍郎孙元化率领使团前往。使团的成员主要是各省抽调的官员，此外还有协助组建议会的议员专业组、警察、武警的骨干成员、工程、水利、农业等专家组，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使团。人员汇集之后，他们将取道南阳、宜昌，顺长江进入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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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以都江堰等古迹为代表的中华灿烂辉煌文化、历史悠久的传统，那的确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这个话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赞同？！我说不见得。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太极端了，估计多数人都会深恶痛绝，我们就不说了。但是“破四旧”的精神、思想在中国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把无知当做光荣的大有人在，不少人或多或少的还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这些人会以为自己很现实，很多人也没有把中华的古文化当一回事，他们很轻视，也就不会觉得做中国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都江堰之类的，在他们眼中不过是风景而已。
是不是说的太过分、偏激了？
正所谓细微末节之处也有大文章，有些事情就能验证这种说法。
举一个小例子：一个字——“党”（黨）字。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字典，看看是怎么解释的；也可以回忆一下老师教这个字的时候是怎么解释的。
“没看出来呀，原来你们是一党！”这种日常的对话，上年纪的人懂，也常说；现在的年轻人听不太懂，他们会这样说：“没看出来呀，原来你们是哥们儿！”
这两句话意思差不多，可是表达的准确度、趣味性都相差不小。
原因何在？这就在于他们对这个常见字的理解程度不同，较真的说，后者对“党”字的理解模糊，不到位。
新华字典大家都有，我就不在这里抄录了，有兴趣的自己去查。编新华字典的当然是学者专家，他们在字典中也解说了几条，我的感觉就是：总在兜圈子，都是隔靴搔痒。其实这个字的原意最准确——“古民政单位，五百户为一党。”就十来个字，不罗嗦也不麻烦，党字就是由此而来。但是专家学者们兜来兜去的，就是不说这几个字，“打死也不说！”
党字无褒也无贬，志同道合即为一党，好人可以结党，恶人同样可以结党。
我的感觉好像是“破四旧”思想的余威，专家们觉得历史上的陈年旧账还是不提为好。
我在以前的章节里说过，简化字表中的“党”并非简化字，而是两个同音字的合并，合并了原来的两个字——“党”、“黨”而来的，他们同音不同义。“党”字是古字、生僻字，原来就有，它的字义很狭窄，是西北少数民族“党项族”的名字，党项族的后裔有姓“党”的，因此也是姓，它是个极生僻之字，很少使用。汉族人也有姓黨的，是姓“黨”非姓“党”。选用“党”来简化“黨”字也可能受了日文的影响，日文中党派就用这个“党”字。这两个字一合并，汉族的“黨”姓成了党项人的本家了！不知道能不能享受少数民族的待遇？
在现代，为什么不用“帮”“派”来表示政党呢？还不是因为“黨”字准确。
不要以为这么说太叫真了，你自己品味一下，理解程度不同，这个字的味道就不同，这就是文化的传承。
我们再说一个常见的民俗，看看中华文化传统在民间的传承如何？
民间办喜事，结婚、乔迁之喜一般都要择吉日，我们就来说“吉日”。
在大中华文化中有不少传统的节日，这些节日都蕴含了丰富的中华文明！你可以数一数，所有的传统节日有几个是双数的日期？恐怕只有一个“二月二龙抬头”，它还不是什么正经的节日，除此之外，全部是单数日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把双日子当做吉日，与中华文化背离太远了，在中国只有几十年的历史，那还是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经济异军突起，引得全国人的羡慕。学广东，有人就学歪了，广东的方言“八”“发”不分，广东人把“八”当做发财的象征。
用谐音字祈福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例如古建筑中到处可见的蝙蝠，它谐音“偏福”被当做了吉祥物。广东用“八”来祈福“发”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北方就说不过去了。
可是羡慕广东的发达，使得这个广东的习俗迅速传遍中国大地，于是“八”就成了全国的吉祥数，顺带着，其他的双数日期也就成了吉日、吉时。
国学中单数属阳，双数属阴，单数最大的是“九”，所以九月九日叫做“重阳节”，这一天是一年中最大的吉日，上上大吉！与此对应的是：双数最小的是“二”，二月初二是极阴之日，按国学的说法是“否极泰来”，就是糟糕到极点了，就要开始转好运，所以“阴”到了极点，作为阳的代表——“龙”就抬头了，这就是龙抬头。
说到这里你就知道了，所有的中华传统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