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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来，按照现代的观点，斯嘉丽这位女主人公的身份标签，似乎就应该是铁杆反动派后裔，**组织成员、极端种族主义者……外加武装恐怖分子女头目？是不是有点太劲爆了？
遗憾的是，无论米切尔女士在《飘》一书之中如何妙笔生花，颠倒黑白，试图为残酷的黑奴制度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所谓“幸福的奴隶生活、和谐的奴隶社会”，都依旧不过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的伪命题——除非受到暴力和死亡的逼迫，这世上怎么会有人乐意去做奴隶？而奴隶的生活又有何幸福可言？
总之，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总是被掌握在“有良心的奴隶主”手里……
因此，对于《飘》这本书中对昔日南方奴隶社会的过度美化，有一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兰德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并且提笔写了一部同人《风吹走了》。该书以一个黑人女奴代替富家白人小姐斯嘉丽作为主角，重新演绎了一遍《飘》所讲述的故事，通过对《飘》中大量人物、情节和对话的改编，用辛辣讽刺的笔调，揭露了那些白人绅士在光鲜外衣之下的残忍、虚伪和堕落，从而表现出当年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以及黑奴们对这种不公正命运的抗争，故而一经出版就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美国黑奴已经被解放一百多年了，这种陈年旧事不提也罢。那么我就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在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婆罗门种姓的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仆人。前不久，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待在客厅里，观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自己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如果当前的中国社会也突然变成这副模样，那么某些节操匮乏的富人和“精英”，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是喜欢，但是放在一般的人民群众身上，却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放到民国时代，恐怕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肯定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倒确实是能够肆意妄为的天堂！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而且，民国时代的旧中国社会，在两极分化、阶级对立、陈规陋习、漠视人权等问题上，恐怕比现在的印度社会还要更加糟糕得多，以至于黑暗到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程度。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
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反。共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
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赔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最差的糙米，假如按照米价来算的话，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日子？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的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0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自然有很多钱去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