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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他的长远考虑，有他的长远计划。
等到将来有一天，西北的大批流贼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西去，将西域地区搞得天翻地覆之后，这个罗汝才或许还能发挥一点作用。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也就是流贼不再为祸大明腹地的时候，大明朝又何尝不能与高迎祥或者李自成之类的人物合作凿空西域呢？
只不过这些想法，如今还都暗藏在崇祯皇帝的心中，未曾与他身边的亲近臣子以及朝中重臣们真正吐露过。
包括崇祯皇帝对罗汝才等人的安排，也自与坐镇西北的军机大臣李邦华，以及身在京师的军机大臣孙承宗、兵部尚书南居益的考虑不一样。
李邦华、孙承宗、南居益这样的人物，已经算是这个时代最顶级的政治精英了。
不过这些人的想法，与历史上崇祯朝当政的那些朝廷大臣们却几乎如出一辙。
那就是利用这些归降的流贼，去剿灭其他的流贼，借力打力，以贼制贼，让他们彼此狗咬狗互相消耗。
可惜他们没有想过，像罗汝才这样的人，既然敢于投降官府，就是算准了朝廷上大臣们的这种套路。
结果，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在历史上投降了熊文灿之后，朝廷又是给钱粮，又是给军械，憋足了劲头，就等着这些归附的流贼们，去打那些没有归附的流贼们。
但是等来等去，他们也没有等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当罗汝才这种人将好处捞足了，队伍休整差不多了，而且也快要糊弄不下去，然后就接着扯旗造反。
这样的事情，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类似熊文灿、杨嗣昌这样的督抚大员，就是这么被坑死被玩儿死的。
不过这一次，最善于玩弄这种把戏的罗汝才玩火**，第一次就玩儿脱了，栽在了这个上面。
且说孙承宗与南居益领了圣旨，虽然心中有所不解，不过他们却也从这个安排之中，看出了崇祯皇帝的小心谨慎。
对他们来说，皇帝比他们还谨慎，这当然是好事。
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皇帝小心谨慎一点总归没有错。
崇祯四年二月十八日上午，崇祯皇帝小心谨慎地处理了来西北奏报的各个事项。
除了在对罗汝才及其曹营部将们的处置上，崇祯皇帝没有完全采纳李邦华等人的建议之外，其他的各个事项，他都听从了李邦华等西北疆臣的奏请，接受了孙承宗、南居益两人的意见，基本定下了崇祯四年的西北剿匪战略：
第一，速令武备院按照李邦华的奏请筹措调集火药弹丸尽快转运补给西北各路官军；
第二，西北各路官军弹药补给完成之后，即由军机大臣东胜侯李邦华统一调度指挥，尽快向西北流贼发动全面攻势，伺机夺回河州与兰州；
第三，西北流贼若能就地歼灭则就地歼灭，若不能全歼，则迫使西北流贼各部继续渡河进入河西地区，勿使任何一股流贼漏网东窜。
二月中旬，崇祯皇帝领着孙承宗、南居益等朝中重臣，从大略上，安排好了崇祯四年的西北事务，剩下来的，就是兵部指挥武备院调配作战物资，以及由李邦华、袁崇焕、洪承畴等人具体部署作战任务了。
至于前线的那些具体作战安排，比如近卫军和陕西、甘肃、宁夏等各路官军，他们如何统一编配调度等问题，崇祯皇帝管不了，也不想管。
与此同时，他也不让军机处和兵部的大臣和官员们随便插手去指挥。
如今西北的形势正在稳步好转，他可不想因为哪个人的一着不慎，再让好不容易给驱赶压迫到了西北边地的流寇们，再次突破了官军的围追堵截与封锁线，重新窜回到内地来。
眼看着最后临门一脚了，若是真的让高迎祥或者张献忠杀个回马枪跑了回来，那可就全部前功尽弃了。
且说崇祯皇帝在接到了近卫军第四镇拿下了临洮的喜讯之后，快速地处理了李邦华等人报送过来的各个急难事项，眼见着西北的形势，正在按照自己当初定下的战略向前演进，心中感到十分欣慰。
不过，更让他感到无比欣慰甚至是欣喜的是，就在他刚刚处理完西北的捷报，就在朝廷派往西北传旨的使者刚刚离开京师的时候，位于天津城中的海军都督府，也送来了一封捷报。
这一封捷报，由海军都督府左都督张可大签发，并由直隶总督府兼海军都督府左护军梁廷栋，以及天津知府兼天津兵备道沈廷扬联署。
除去各种礼节性的、规制化的颂圣之语以外，这几个人联名呈递的奏报，其核心的内容十分简洁明了：
“今海军都督府奉命督造、天津大沽造船厂奉命仿制之尼德兰夹板战船，已于二月二十日未时海试归来，历时百日，顺利返港。臣等测其质地坚固、性能优良，比之购自尼德兰人之加利恩号犹有过之而无不及，臣等以为可予批准入役。敢请陛下为之赐名定号、明确归属！”
天津船厂历时一年多的时间，照着当初花费高昂代价从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手里购买的加利恩号，按照一比一的比例仿造的新式夹板战船，终于弄成了。
第九七四章 船大炮多（）
如今天津港所处的渤海湾里，每年到了冬季之后，都有一个结冰期。
不过，这个地方与辽东湾以及鸭绿江口和图们江口的近海海面相比起来，毕竟还是略微靠南了一点，气候还是要好上不少。
因此，这里的结冰期相对比较短暂，而且冰层也不厚，从每年的十二月底开始，陆陆续续出现浮冰和冰层，到了来年的二月里，就又开始陆陆续续地融化了。
从去年十一月上旬，天津造船厂仿制的尼德兰夹板船仿制建造出来之后，心情早已十分急切的沈廷扬，不顾船厂其他几个提举、副提举如黄斌卿、黄仲荣、陈仲官等人的反对，说服了同样心急如焚的海军都督府左都督张可大，同意趁着冰期未至，抢在前面出海试航。
算起来，崇祯皇帝谕旨沈廷扬总管天津造船事务，迄今为止已经两年过去了。
这两年的时间里，沈廷扬从来也没有闲下来过，先是督领着大量的民壮劳工，没日没夜地在大沽口这个近海的荒野盐碱地上开辟船坞、航道，建造工厂、船台，然后还跟着来自巴达维亚的传教士范德烈下了一次南洋，谈成了购买加利恩号的买卖，招募了一大批懂得造船的技师。
再接下来，在崇祯三年的将近一年里，沈廷扬一心扑在天津船厂的造船事业上，更是没日没夜地忙碌。
他一边让船厂的提举黄斌卿领着大批民壮劳工开挖第三座、第四座船坞以及配套的航道、水闸；
另一边让左右副提举黄仲荣、陈胜官配合托马斯…德莱福尔这个造船专家，利用已有两个干船坞，先后开工建造了两艘大福级的战船。
然而尽管他很努力，十分迫切地干出一些成果，不过造船这样的事情终究不是短时间就能看到效果的东西。
投入再大、物料再全，心情再迫切，也得一步一步来。
尤其是第一艘的建造，完全是一比一地照着加利恩号的尺寸仿造，稍微有一点点的误差，分工协作建造的物件就合不到一起去，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拆下来返工重制。
还好，这样的一再返工与磨合，倒也给副提举黄仲荣和陈胜官等船厂官员与技师们，提供了一个向托马斯…德莱福尔和其他来自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技术人员“偷师学艺”的难得机会。
年轻的副提举黄仲，荣更是早就奉了自家舅舅沈廷扬的命令，寸步不离地跟着托马斯…德莱福尔，就在这样的反复磨合与一次次返工重制的过程中，也弄明白了大福级战船从龙骨的铺设到炮位的预留，再到顶层甲板的安装，以及期间四个巨型桅杆的高低错落与布局等等全套的流程。
等到第一艘大福级战船终于建造完毕之后，由他执笔起草的大福级战船营造技艺与流程详解，也顺利出炉。
不仅船厂的东西方技师们有了具体操作上的参考，而且船厂中那些从饥民和灾民中招募而来的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人们，也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学习范本，可以搞一些大批量的简易培训了。
且说十一月上旬，位于大沽口海滨的天津造船厂第一艘新造的大福级战船，载着相当于一百门重型红夷大炮重量的压舱石，从大沽口船厂灌满了水的船坞里，沿着曾经耗费了大量人工开挖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