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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以各种粗粮为主的粮食，在户部仓场短暂停留之后，将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东、宣大、归化以及河中地区。
而来自未尝遭遇干旱的南方地区的稻米和番薯，接下来将被南京户部和闽浙总督府从海上继续运往北方，或者在天津上岸，转运京师，或者运往旅顺口和觉华岛储藏，然后分送彼处驻军。
崇祯皇帝之前交办给南北榷政使司，告知中外海商携带稻米减免关税的方法，也陆陆续续地开始显现效果。
不光是来自南洋公司、东瀛公司采购自南洋与朝鲜的稻米，不断地被运送到天津上岸。
而且属于葡萄牙人、荷兰人的那些来自满喇甲、安南、暹罗、巴达维亚的商船，也携带着大量的稻米，纷纷前往广州、濠镜澳，与南洋公司直接开展易货贸易。
吴惟华、高起潜、张祥等人，指挥着这个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膨胀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的南洋公司，用佛山出产的生铁、闽浙出产的茶叶、苏杭出产的丝绸、江西出产的瓷器，与葡萄牙商人、荷兰商人直接交换来自南洋的稻米，然后再走内河与陆路，运往大明朝的北方。
第九三三章 垄断贸易（）
南洋公司自从成立之初，就垄断了大明朝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除了东番岛之外的全部贸易，所得的利润自是极为可观。
也因此，到了崇祯三年七月的时候，只是短短半年多过去，吴惟华就撺掇着监事内臣高起潜，给皇帝写了密报，请求崇祯皇帝传谕南京户部尚书苏茂相和两广总督王之臣，允许葡萄牙人的商船停靠广州港，并且让南洋公司垄断与葡萄牙人在广州和濠镜澳的贸易。
荷兰人与大明朝的贸易地点，一开始是在澎湖，后来改为大员，也就是荷兰人所盘踞的东番岛南部地区。
现在，郑芝龙与荷兰人的战争虽然早就停止了，但是郑芝龙却并没有退出大员地区，相反，他还在大员地区修筑了大员城，让自己的亲弟弟郑芝豹率军驻守此地，以免荷兰人再次从一鲲身岛上的热兰遮城渡海登陆。
而相应的是，作为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加利恩号远洋夹板船的条件之一，崇祯皇帝同意荷兰人的商船在开海通商的广州港停靠，与南洋公司贸易。
因为垄断了与荷兰人在广州港的贸易，南洋公司获利巨大，吴惟华也好、高起潜也好，包括东厂出身的张祥，对于跟红毛夷人之间的通商充满了兴趣。
等到云集濠镜澳的葡萄牙人，一提出前往广州港贸易的要求，吴惟华等人立刻就答应代为申请。
之前与濠镜澳葡萄牙人的贸易，更多的是走陆路。
如果可以直接让葡萄牙人的商船驶入广州港，那么载货量与贸易额都会大幅攀升，利润自然也就更多。
对于吴惟华、高起潜等人的想法，崇祯皇帝稍稍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
反正南洋公司的收入属于内务府的内承运库，也就是属于崇祯皇帝自己的内帑。
至于原本广州等地做海贸的海商，要么自行前往濠镜澳、满喇甲、热兰遮城、圣萨尔瓦多、圣洛伦佐甚至巴达维亚，与葡萄牙人、荷兰人进行贸易，要么就将自己的货物交给南洋公司，由南洋公司这个“二道贩子”经手贸易。
由南洋公司代理贸易，对于两广地区的许多海商们来说，当然意味着原本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利润，今后要由南洋公司拿走，但是这样做却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安全，没有太大的风险。
后世广州著名的十三行，干的就是这样的中间商买卖，他们垄断了当时中国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贸易，即便是向朝廷交了重税之后，仍然个个富可敌国。
这样的好事，崇祯皇帝当然要先抓在自己的手中了。
与此同时，从南洋公司的垄断贸易中看到了巨大商机的张彝宪，也在七月末的时候，趁着周皇后喜得皇子代表宝和公司向宫中进献宝物的契机，说动了周皇后向皇帝递了一句话，使得宝和公司顺利获得了在登州港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贸易的垄断权。
也就是说，来往登州港的荷兰商船与葡萄牙商船，只能与宝和公司在登州港的商行，或者获得宝和公司代理权的商行进行贸易。
这也正是吴惟华、高起潜等人掌管的南洋公司，在广州大获成功背后的特权。
这个张彝宪，在历史上曾以懂财计而知名，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曾经让他当了总理户部与工部事务的中官，并因此在朝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世，崇祯皇帝虽然没有那么重用张彝宪，但却也并没有像对待同为潜邸老人的徐应元、杜勋那样，找个机会将之处死，而是经过考察之后，还是渐渐地用了起来。
崇祯三年初，崇祯皇帝将宝和公司从东厂日益庞大的势力之中拆分了出来，并让张彝宪主持了这项事务，同时也提拔他担任了宝和公司的掌事太监。
宝和公司的前身，是天启皇帝时期的宝和三店，经过东厂连着几年来的抄家行动，除了大量的田产宅院变卖为银子直接纳入内承运库之外，宝和公司所拥有的各类商铺、店面、酒楼、作坊，以及珠宝字画、珍宝古玩等东西，真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经过大半年的人事调整与统计核算，张彝宪从东厂接手的属于宝和公司的各种资产，几乎遍布原来大明朝的南北两京十三省所有的通衢大城，估值更是在千万两白银以上。
这么大的家业，掌握在张彝宪这个掌事太监的手上，既让他振奋，又让他感到空前的压力。
宝和公司不是别人的产业，而是皇家自己的产业，更是后宫之中两个皇后，即天启皇帝遗孀懿安皇后与当朝周皇后，以及几个妃嫔直接参与持有的产业。
宝和公司上面，不光是有内务府，还有宫正司，内部更是不知道被方正化留下了多少或名或暗的东厂探子。
这个情况，让张彝宪不敢掉以轻心，事事以赚钱盈利让帝后和诸妃们满意为第一考虑。
作为一个以懂财计知名的内臣，张彝宪深知南洋公司成功的秘诀，所以在正常经营宝和公司遍布各地的庞大产业的同时，也把目光瞄准了海贸，而且是垄断性的海贸。
在广州与荷兰人、葡萄牙人的贸易，被南洋公司垄断了。
而泉州、宁波、上海这几个地方，如今却是江南那些世代豪商们的天下，知道轻重的张彝宪不敢轻易插手，于是就把目光瞄准了新开的通商口岸登州。
张彝宪通过皇后周氏表达出来的这个想法，被皇后说给崇祯皇帝知道以后，很快就被崇祯皇帝拍板同意了。
对崇祯皇帝来说，在这个时代完全放开大明朝民间海商与荷兰人、葡萄牙人等西方殖民列强的贸易，并不一定是好事。
在他看来，先把这样的事情，垄断在皇家贸易公司的手里，不仅更加容易控制贸易的规模和种类，而且也与荷兰动因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国家型公司更对等，能使大明朝在贸易中不至于处在弱势地位。
今后，至少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摸索之后，再选择逐步放开民间与西方殖民列强的自由贸易，这样做，会对大明朝的这一边更加有利。
说起来，还是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对大明朝南北的榷政使司，以及设在各个通商港口的市舶司官员们不放心。
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独有的物产，比如说茶叶的种植与生产，比如说瓷器的烧造，比如说各种特有的果树苗木动植物什么的，都是在中国商人与西方殖民列强的贸易之中，被西方人带走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茶树了。
茶叶历来都是中国与西方殖民列强之间非常大宗的贸易物品，但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茶树的种子和树苗被西方商人带走，最后在印度和非洲试种成功。
很快，中国的茶叶出口量，就急剧下降了。
原本的历史上，崇祯皇帝并没有从开海通商入手缓和财政困局，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一世，自从崇祯皇帝决定开海通商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会提前出现。
真要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可就是大大的罪过了。
所以，他一方面要求户部与南北榷政使司制定了严格的关税条例，以及禁止出口物品的清单，将川滇闽浙等地的茶种茶树，列入了严禁出口境外的名单之中，另一方面，就是想办法尽量将与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