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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崇祯皇帝来说,如今的盐政整顿已经差不多了。他整顿盐政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可就是吃大户,捞银子,采取这种超常措施,尽快筹集到一大笔银子,以应不时之需,如今这个目标早就已经超额实现了。
可以说,鹿善继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崇祯皇帝把他派出去时的想象。如今财政问题已经不再如历史上的同一个时期那么紧迫了。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鹿善继这样的军事人才,当然不能总是搁在南边帮皇帝捞钱。崇祯皇帝对他自然有更好的安排,那就是蓟辽督师的位置。
至于财政问题,崇祯皇帝有自己更为长远的想法,那就是铸新钱。如今的大明,是铁钱、铜钱、宝钞与银子共同流通,而且银贵而钱贱,铁钱和宝钞更是没有价值。而朝廷印制的宝钞,成了圈钱的一个工具,是明末的一个弊政,百当一都没人要。
朝廷给文武官员们发的俸禄里面,除了一定的折色也即是银子以外,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本色,即米、布和宝钞。这也是朝廷上下官员们对皇帝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官员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你要求他们清廉如水,他们怎么可能做到。十年寒窗为当官,当了官仍然要忍饥挨饿给皇帝打工,他们的心里怎么会对这个朝廷有感情呢。明末大多数的官员,都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很多就是因为对大明皇帝和朝廷没有感情。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官员的待遇是最有效的办法,如今通过抄家这个手段,搞到了一大笔银子,除了用作给九边的军队发军饷,另一个应该提上日程的就是给官员们涨俸禄了。这也是堵上朝廷上下文武百官嘴巴的最有效办法。
对抄没贪官污吏的家产,或者抄没阉党、盐商家产这个事情,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没有一点负罪感或者道德上的不安,毕竟这些人的财产多数,都不是靠正途得来的。但是朝廷之上的其他官员可不这么想,有的是不敢公然说皇帝贪财嗜杀,但有的官员则上书劝谏皇帝亲贤臣远小人,甚至个别的还弹劾鹿善继、骆养性等人,迎合上意、罗织罪名,抢掠搜刮民间财富。
对于这些极少数的弹劾,崇祯皇帝当然是不予理睬。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官员,他还是要争取的,少数才干杰出的官员固然重要,然而大明的天下,毕竟还是要靠绝大多数的官员来支撑。
而要收买拉拢绝大多数的官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用他们中的部分人所说的“带血的银子”,给他们涨俸禄。当他们拿到手中的俸禄,也是来源于这批银子的时候,想来他们就不会再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对于给官员涨俸禄的事情,崇祯皇帝当然找过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徐光启以及户部尚书毕自严,跟他们商议的时候,几个人对涨一涨官员的俸禄,自然都没意见。
对于这样的问题,哪个大臣也不敢站出来反对,你反对就等于是把自己摆在了全天下官僚阶层的对立面。
但是当崇祯皇帝说出要铸新钱,用铸成的新钱作为发给官员涨薪后的俸禄时,三个人都有点担心,以为皇帝是不是又要借机敛财,名义上是涨俸禄,而实际上是减薪资。
因为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比如万历时期和天启年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拿更多也更大面额的宝钞,来折抵朝廷欠官员的俸禄。
看着自己比较信任的三位大臣,都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崇祯皇帝笑了笑,对他们说道:“朕所说的铸新钱,可不是印宝钞。而是拿银子铸成银钱,到时候也可以命名为崇祯银元,一元合十角,一角合十分,一分合十文。
“这样,一个银元铸造的时候,含银八钱或九钱,就可以这算铜钱一千文。既方便携带使用,又省去了火耗损耗。再加上一个银元的含银量只有八钱,天下大大小小的守财奴,也就不会再把银子铸成银锭藏起来,天下也就不会再缺银。这是朕的一点想法。三位爱卿看看是否可行?”
第九十四章 崇祯银元()
明末整个社会的崩溃,固然有着内有流贼、外有敌国的因素,但究其实质,还是源于社会经济上的崩溃。然而这种崩溃却又并非后世一些专家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明末社会普遍的贫困。
事实上,自从十六世纪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开启以来,早期几个大的殖民帝国,比如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国,他们在南美洲、东南亚通过殖民掠夺得来的白银,多数都是流往大明的。
尤其是殖民主义早期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占领了中美洲、南美洲几块白银产量最多的殖民地,比如墨西哥,而他们驱使美洲土著开采出来的大量白银,基本上最后都运到了中国,换取了大量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根据后世西方人的统计,仅仅是十七世纪的头三十多年内,平均每年从全世界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就达到了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公斤。
即使是按照现在的度量衡,一公斤按二十两来计算,那么当时每年光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达到了五百万到六百万两。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即便是按较短的一个时间,即三十年时间来计算,那么到了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光是从海外流进中国的白银,国内至少就已经有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存量。
可以说,这些从十六世纪末期从西方流进中国的白银,一直在中国留存到十九世纪的晚期,由于满清王朝对西方列强的一败再败,这些白银作为满清政府给西方列强的赔款,才又流出中国,流回了西方。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当时中国的贫穷,才是真正的贫穷。
而在十七世纪前叶,至少是崇祯皇帝在位时期的那种贫穷,并不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赤贫,而只是大明朝廷和中央财政的赤贫。当时是有大量的白银,留存在民间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历史上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政权农民军攻进了北京城,当时崇祯皇帝的内承运库一两银子也没有。
为了维持大顺政权的运转,自诩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大顺政权,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撕下伪善的面具,公然抢掠京城民间的财富,一个月左右,搜刮出来的白银就超过了七千万两之巨。这还仅仅是一座北京城,在当时明末的中国,这还不是财富最为集中的地方。
由此可以想见,明末时期民间富而国库穷的整个状况。若是历史上的崇祯皇帝真的够狠辣,又怎么会没有银子花呢?想一想最后闯军围城,而崇祯皇帝向百官和勋贵募集银子犒赏守城士卒而不得时的那种绝望,真是替他感到由衷的悲哀。
话说回来,既然明末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当时商业日渐繁荣的情况之下,明朝晚期时候的中国社会应该不缺白银才对啊!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明末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恰恰就是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并行。通货紧缩,主要是因为市面上普遍缺乏银子这种人人信服的硬通货,而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朝廷缺银子而不得不大量印制宝钞和铸造铁钱或者含铜量很少的劣质铜钱来充数。结果,整个社会上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这一世的崇祯皇帝知道明末社会的这个症结所在,自然就不能再让它重蹈覆辙。因为朝廷没有银子是绝对不行的,而像历史上那样先是为了平辽而加派辽饷,后来为了平贼而征收练饷,不仅收不到多少钱,而且搞得天怒人怨。
因为加派和征收的这些银子,最终实际上还是落到了穷苦老百姓的头上。原本的崇祯皇帝每次加派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那就是“再累吾民一年”。
崇祯皇帝本人也像老百姓一样,先是把皇宫大内收藏的金器银器,交给大内的银作局熔化成金锭银锭,充作军饷和百官俸禄,到最后连自己身上的龙袍破了都没有钱换新的,只能是让皇后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成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龙袍上都打着一块块补丁的皇帝。可是结果又如何?百官并不领情,而老百姓也不想再忍,纷纷造了他的反。
既然如此,又何须估计那么多!他的套路很简单,首先是通过抄家弄银子。如今效果不错,最起码有了基本的起步资金。
然而,有了成块成堆的银子还不行,若是让他们作为库存,静静地在内承运库里躺着,那样也不行。这就是铸造银币,解决好通货紧缩和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当然,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