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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今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当今的这位皇帝陛下，只是纯粹的利用罢了，一旦他们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恐怕立刻就会被抛弃。
若单纯只是抛弃而不用，还算好的，但是照龙华民等人的遭遇来看，真到了那时候，身在局中的这些人恐怕退也退不得了。
就在来自荷兰的耶稣会士康迪纽斯，带着东拼西凑的数百人，踏上前往西北的路途之时，崇祯皇帝将军机大臣孙承宗、兵部尚书南居益，工部尚书毕懋康、兵部侍郎武备院总监孙元化这几个重臣，以及在武备院任职的孙和鼎、孙和斗、刘汉等人，一起叫到了乾清宫的御书房之中。
崇祯皇帝郑重其事地将康迪纽斯这次带来的前装燧发线膛枪，展示给这些人看，并向他们认真讲解滑膛枪与线膛枪的巨大差别。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后世的时候当然不是什么枪械专家，但是作为来自后世的穿越者，对于膛线的重要性还是知道的。
虽然这一次康迪纽斯从巴达维亚带来的线膛枪，属于最基本的直线型线膛枪，与螺旋形膛线的线膛枪相比，可是差远了，但是对于大明朝的枪械制造来说，线膛枪的出现，却是一个巨大的门槛。
迈过了这个门槛，从今往后，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甚至是新的时代，等于是追上了此时西方的枪械制造工艺，至少不再落后于他们。
说起来，这个时代的欧洲，已经出现了螺旋形膛线的线膛枪。
但是螺旋形的膛线工艺，比直膛线的制造工艺复杂，在这个时代的欧洲，也只是出现在德意志各邦国个别的地方。
若从崇祯年间算起，要到百余年后，欧洲才会涌现出制造工艺成熟大批量装备军队的螺旋型线膛枪。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早就知道膛线对于火枪的重要性，但是对他来说，光是自己知道是没有用的，你得能够向身边的这些人说清楚其中的原理。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实物作为参照，崇祯皇帝自己尽管知道膛线的重要性，却偏偏有口难言。
毕竟他不是枪械专家，也不懂什么膛线工艺，并不知道在枪管内部刻上膛线应该怎么做。
包括当初燧发枪的制造工艺，也是因为来自濠镜澳的枪炮匠罗德里格斯，将一杆前装燧发滑膛枪作为礼物送给他，他才能够借着这个实物，要求兵部立刻组织人马仿造。
这才有了如今已经大批量装备军队的崇祯一式前装燧发滑膛枪。
要不然的话，恐怕就真得像历史上那样，等到好几年以后，才由毕懋康这个大明枪械专家靠着自己的摸索制造出来了。
这一次，有了康迪纽斯这个荷兰传教士作为礼物带到大明京师来的直线式线膛枪，崇祯皇帝当然更要下旨给兵部和工部尽快仿造了。
崇祯皇帝向孙承宗、南居益、毕懋康、孙元化等人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后，最后对他们说道：
“火枪的枪管里面有了膛线，射程与精度都将大增！这一点意味着什么，想必卿等比朕更加清楚！
“朕听说膛线有直线式与螺旋式的区别，螺旋式的膛线，朕没有见过，你们可以组织人手摸索着试制和仿造！
“不过，这种直线式线膛枪却是现成的样枪，要立刻提上仿制的日程！就照此仿制，取直线式阴线，是刻，是铰，是铸造，你们来琢磨！
“至于其口径大小，与弹丸大小，可参考目前武备院主产一式前装燧发枪，便于今后弹药补给配送！
“朕今日即令内务府拨款给武备院，工部与武备院合作，于白冶城另设一第三枪炮厂，抽调通州枪炮厂与白冶城枪炮厂精干匠师进行仿制，一旦仿造成功，朕将亲临白冶城试用！”
说完了这些话，崇祯皇帝更是亲手将其中的两支直线式线膛枪，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工部尚书毕懋康和兵部侍郎武备院总监孙元化。
崇祯皇帝之所以下令仿造直线式的线膛枪，而不是一步到位直接跨到螺旋式的线膛枪，是因为他知道螺旋式的线膛枪制造工艺繁复，成本高，周期长，在手工作坊式的工业生产时代，想要大批量地装备军队不太现实。
同时，螺旋式的线膛枪，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柱形尖头弹，制造成本高不说，弹药装填也慢。
同样是前装燧发枪，滑膛枪的弹药装填速度普遍要比线膛枪快上一点，而在线膛枪中，直线式的线膛枪比起螺旋式的线膛枪则也要快上不少。
因此，在同样的口径与倍径条件下，前装燧发类火枪，在这个时代单论射程和精度，螺旋式的线膛枪肯定是第一。
但是若论装填的速度，在前装枪的时代，滑膛枪始终是第一。
而直线式线膛枪排在两者的中间，在射程与精度上比前装燧发滑膛枪强不少，弹药装填的速度上又比螺旋式线膛枪强不少。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螺旋式线膛枪虽然出现得也很早，但是却一直没有大批量地装备西方军队，直到后装击针枪时代的到来，螺旋式线膛枪才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第八七六章 移民诏书（）
崇祯皇帝这边刚刚紧锣密鼓事无巨细地将仿造直线式线膛枪的事情布置下去，紧接着就又不得不马上面对令他头疼万分的其他政务了。
崇祯三年的八月中旬，大明朝的京师内外，依旧干燥炎热，自春至夏连着小半年，就没下过一场雨。
从陕北到山西，再到宣大、河北、山东与京畿周边，几乎整个大明朝的北方，又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干旱之中。
河北、山东、河南许多地方，接茬冬小麦种植的苞谷，刚刚长成一尺多高的青苗，就成片成片地干枯在了田里。
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州府关于旱灾、蝗灾的奏折，自从进入八月就一封接着一封地被送进了京师，然后被通政司送进了内阁。
到了最后，当然是一封接着一封地，全被送到乾清宫中的案头，将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崇祯皇帝。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继位三年以来，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大明京师的朝局，改变了从直隶到蓟北地区的边防形势，但是对于大明北方各地的天气，他却是无能为力。
而且他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这一点确实是无能为力。
所以，当翰林院不断有官员上书，说外间百姓皆望雨，请求皇帝亲至天坛祭天求雨的时候，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只能将此类奏请留中，因为他根本不敢去。
当然，他不是因为害怕什么而不敢去，毕竟天坛也不远，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他之所以不敢去，是因为他知道谁去了也没有用，去了也是自己打自己的脸，白白损了朝廷的威望。
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听信各种劝谏，下了多少次罪己诏，向天认错，也向天下万民认错，可是改变什么了？
什么也改变不了，罪己诏既感动不了上天，也感动不了天下万民，唯一的结果是让自己一次次威严扫地。
然而不去祈雨可以，但是面对波及整个北方的干旱，他却不能不让内阁尽快采取措施。
为此，崇祯皇帝一方面让内阁行文各地，并派农事院的大小官吏们，到宣大、北直、河南、山东等地指点补种番薯与土豆等物，尽量挽回一点损失。
另一方面，则发了旨意给南京户部上书苏茂相和漕运总督袁可立，让他们从江南两广各地加倍采购夏秋两季的稻米，作为秋冬之时北方漕粮的储备。
与此同时，为了表示对北方干旱的关切，崇祯皇帝再一次下旨，减免山陕、宣大、河南、山东的夏秋两税，并昭告这几个干旱严重的省份允许百姓逃荒，并劝说辖地受灾严重的佃农、赤贫的百姓，往云贵、河中、漠南、蓟北等地逃荒移民。
有了鄂尔多斯诸部四万多人在官军的护送下千里迢迢地迁往乌斯藏地区安置的例子，崇祯皇帝心里对官方组织大规模的移民，没有以前那么担心了。
所以，在八月中下旬的十多天内，崇祯皇帝连着数日，带领着内阁首辅李国镨、户部尚书毕自肃等人，来到平常军机处议事的武英殿中，对着大明朝的地形沙盘，与众人商议和规划着北方数省旱灾移民的方向与路线。
崇祯皇帝知道，这样的事情急不得，大明朝内地的汉人百姓，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宁肯在故乡忍饥挨饿，守着祖传的一亩三分地，也不愿意移民到外地谋生。
明初的时候，因为多年战乱的原因，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