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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绥巡抚孙传庭，在得知黄河边上的葭县发生暴乱，并最终带兵赶到的时候，王自用、高迎祥、老回回早就往东渡过黄河不知所踪了。
几天之后，派去过河侦察的哨探回来，说陕北的这股流贼攻陷了黄河对面的吴堡，继续往东流窜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孙传庭有点拿不准到底是不是应该跟着过河，追到山西继续去剿灭这股流贼。
一来，他是延绥巡抚，这里才是他的辖地，要进入山西追赶流贼，怎么也得向朝廷报告一声，否则保不齐就有御史言官弹劾自己。
当然，孙传庭若是这样一个只考虑自己官声地位问题的话，那么他也当不起明末最后一个帅才的称号。
他所担心最主要的问题是，他所倚重为臂膀的陈奇瑜，与参将黄庭政一起，带走了延绥镇官军五千骑兵中的三千，押送着近万名的乱民去宁夏屯垦，这个时候他在带着军队离开，整个陕北岂不过于空虚，一旦再有变乱，那可就是后路不保了。
再者说了，延绥镇的官军虽然战力强悍，但是其中骑兵的规模却并不大，满打满算一共才五千人而已，陈奇瑜带走了三千，剩下的仅有两千，就凭这两千骑兵，一旦陕北再生变乱，前往弹压的力量都嫌不够，又如何敢稀里糊涂地跟着过河？
就这样，孙传庭带着贺时雨一边向朝廷上书请罪，一边请求允许追过黄河，进入山西，流贼既然是自己辖区跑出去的，自己也有责任除恶务尽，无论追到那里，都要将他们全部剿灭。
同时也抓紧时间让跟着流贼跑遍了陕北数个州府，辛苦征战了几个月的延绥镇官军休整。
到了二月下旬，朝廷的旨意到了，没有追究延绥镇上下的责任，而且对有功将士进行了封赏，还及时下发了崇祯二年一月到六月的军饷。
崇祯皇帝采取的这几个举措，让孙传庭、贺时雨等人顿时放下心来，一边坐镇延安的监军御史马懋联络，遣人前去西安解取军饷赏赐，一边补充兵员，厉兵秣马，准备东渡黄河。
时间转眼到了二月底，陈奇瑜终于领着那至关重要的三千骑兵，从宁夏回来了。
陈奇瑜给三边总督袁崇焕押送去了近万名的陕北乱民，真的是帮了袁崇焕一个大忙。
三边总督驻地花马池往西、往北的旷野之地，是真正的地广人稀，有限的一些人口还多数都是西北的回民和其他少数异族。
而这些回民等少数异族，因为世代居住在宁夏的黄河两岸，最方便灌溉最肥沃的沿河土地，都被他们占了，而同时他们又不停指挥，抗拒种植和推广非常适合西北的新型农作物，而且又总是与前来屯垦的汉民发生冲突。
当然，这些并不是袁崇焕最头疼的事情，最令他无奈的是，他陕西三边总督部院的名义，行文陕西、延绥、临洮、固原等地招募流民，免费授田，给粮给种，这么好的条件愣是没有多少人来，大半年过去了，也只是从固原和临洮方向征集了六七千面黄肌瘦的饥民前来就食。
花马池以西，宁夏沿河两岸大片肥沃的土地，如今大多数还都是没有开垦出来的荒草滩子，更别说花马池以北的河套之地了。
由于那里时不时地还有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的部落牧民赶着羊群出现，所以敢于前往开荒种地、屯垦戍边的流民就更少了。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子，就是宁夏、甘肃之地的汉民人口太少了，而那些非汉族人口，又始终游离或者半游离于官府的掌控之外，不仅这些人的税粮常常收不上来，而且还得防着他们与前来屯垦的汉民矛盾激化，从而生变生乱。
袁崇焕想来想去，终于认识到，这些问题要想得到妥善的解决，只有一个路子，那就是大批量地往远在西北的宁夏、甘肃、河套之地移植汉民人口。
只有当汉民占了绝大多数，西北的这几块好地方，才能真正稳固下来，成为西北官军的大粮仓。
好在如今的三边总督部院衙门移驻到了花马池，控制了整个西北最大的食盐生产地，不管是回回还是党项，或者花马池关外的套虏，甚至远在青海的藏民、蒙古人，都需要花马池出产的食盐，以及三边茶马司掌控之下日益兴盛的西北茶马互市贸易。
正是因为有了盐和茶这两样西北异族紧缺的东西，所以袁崇焕在宁夏、河套等地的屯垦才没有激起少数异族的激烈反抗。
而现在，袁崇焕最缺的就是人口，大量的汉族人口。
所以陈奇瑜的到来，以及送来的近万名陕北乱民，让袁崇焕非常高兴。
袁崇焕作为三边总督，对延绥镇的贼乱也负有剿灭的责任，因此趁着这个机会，陈奇瑜就拿着近万名陕北乱民，从三边总督袁崇焕和定虏镇总兵官杨麒的手中，换取了两千匹战马。
若不是等待着交接这两千匹定虏镇换装下来的战马，陈奇瑜早就回来了。
直到陈奇瑜二月底带着三千骑兵以及另外的两千匹战马赶回榆林城，孙传庭、贺时雨才终于会合了麾下五千骑兵，一边留陈奇瑜坐镇延绥新编两千骑兵，一边赶紧带着两千步卒，押解护卫粮草辎重，往东走偏关、过黄河，再转了向南，往山西太原方向赶来。
第三四四章 关中乱事（）
李邦华进入潞安府的第二天，就接到了这些军情报告，而此时的孙传庭、贺时雨，也已经率领着延绥镇的五千骑兵和两千步卒，在两天前赶到了太原城。
得知北线的太原方向已经有了孙传庭亲率的延绥军入援，李邦华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太原是山西首屈一指的城池，或者说独一无二的重镇，只要太原牢牢地掌握在官军的手中，那么流贼在山西就始终都是疥癣之疾，成不了心腹大患。
也就是说，只要太原始终掌握在官军的手中，山西就永远是朝廷的。
这不只是李邦华自己的想法，这是那个时代几乎全天下人的想法。
纵观历史，太原之于山西的重要程度，就相当于西安至于陕西，南京之于江南，是绝对不容有失的存在。
只要太原稳如泰山，而自己坐镇的潞安府也不出乱子，那么至少这一次的入晋督师，就已经算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明朝的潞安府，就是后世的山西长治地区，在明代的山西，这个地方是毫无疑问的大后方。
不管是面对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还是面对如今这种来自西北流寇的威胁，若论安全，潞安府在山西境内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比大同、太原这样的重镇还要优越。
这也是李邦华率领军队入晋督师，首选滏口陉，进驻潞安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得到山西巡抚张晓以及延绥巡抚孙传庭送来的消息第二天，他又相继见到了来自南面的两拨信使。
第一拨信使来自山西平阳府南面二百余里外的解州闻喜，正是陕西巡抚洪承畴派来通传消息的人马。
崇祯元年的一月，不满三十六岁的洪承畴被崇祯皇帝越级提拔为陕西巡抚，入京面圣之后，再回到西安，已是二月中旬。
根据崇祯皇帝当面授予的旨意，洪承畴回到西安之后，先是巡视辖内各地，逐个校阅驻守西安、潼关等地的陕西军队，对将领和士卒情况心中有数之后，以时任潼关副总兵王承恩、游击官惟贤为将，在关中各府县公开张榜，以厚饷招募壮士，历时三个月，共选得青壮七千人，开始编练陕西抚标五营的进程。
崇祯皇帝承诺的每年十万两抚标饷银，一分银子也没少过他的，同时又让他兼任陕西布政使，军政民政一手抓，在陕西几乎拥有全权，而洪承畴也没有浪费了这个全权。
三个月内，不仅从秦王府的手中收回了在西安城各门收税的权力，而且在陕西与河南、湖广、四川、甘肃交界的交通要道，比如潼关以及从潼关往南的武关、白羊关、紫荆关、漫川关、紫阳关、锁头关等等，所有入陕出陕的险关要隘之上，设税卡向往来客商收取通行费用。
从崇祯元年六月以来，每个月上交到巡抚衙门的税银或者实物，也有两万两银子上下，陕西巡抚衙门终于有了一笔比较稳定的收入了。
督察院陕西道监察御史任赞化、陕西巡按御史吴焕、户科给事中马如蛟，先后上书弹劾洪承畴私设税关，苛待商民，隔绝陕南商路，其心不可测等等罪名。
但是崇祯皇帝对此却是留中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