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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流贼窜晋的背后，其实还是山西沿黄一线的防御出了问题。
虽然内心之中多多少少有点失望，但是对于孙传庭等人在奏报之中提到的几次围剿流贼作战的胜利，崇祯皇帝还是要按照惯例下旨褒奖一番的。
特别是对延绥镇上下处理俘虏流贼及乱民的做法，崇祯皇帝还算比较满意，知道这些人终归还是领会了他的意图。
在答复给孙传庭的旨意之中，崇祯皇帝对坚守延安府城和绥德州城的一应官员进行了褒奖，并将阵斩混天猴张应金的绥德守备杜文焕，提升为延绥镇右协参将，继续镇守绥德。
此外，对于剿贼有功的延绥镇将士，崇祯皇帝也再一次从内帑之中拿出十万银元进行奖励，并由孙传庭、贺时雨、马懋才三人对有功将士论功行赏。
至于孙传庭等人在奏报之中提及的葭县回民反贼首领老回回，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明末的另一位流贼首领老回回马守应。
马守应，也是延绥镇边军逃卒出身，之所以有这么个绰号叫作“老回回”，是因为他在以汉族军户为主的延绥镇军中，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回族人。
后来杀官造反之后，马守应成了陕北流贼之中区别于其他派系的“回革五营”的首领之一，同时也是在明末各股流贼中造反比较早，同时又坚持到最后的一个重要人物。
“回革五营”中的“回”，指的就是“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回回武装，这是一支比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汉族农民军破坏性更强的明末流寇队伍，所到之处杀光烧光，简直是无恶不作。
“回革五营”后来变成了“革左五营”，就是因为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回回兵对待汉民太过残暴，令同一阵营的其他几支流贼队伍都看不过眼，不愿与他一起并称，最终分道扬镳。
张献忠这个人在明末流贼之中，已经算是够凶残邪恶了，但是与老回回马守应相比起来，还是属于小巫见大巫的那种。
而张献忠本人起事之初，就在老回回马守应的帐下当喽啰，分家单干之后也曾多次回归依附于老回回马守应，说起来，他还是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附回军”旧部出身。
马守应这个人平生就两个爱好，一个是念经，一个是杀人。
至于他念的究竟是什么经，不太好说。
这里只能说，他念的不是什么好经，至少不是劝人向善的佛经。
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对回回和色目人是比较优待的，享有不少特权。
等到朱元璋恢复中华之后，蒙古人被赶回塞外，而回回和其他一些色目人大部分跟着抵抗的元军退往西北，剩余的归顺明军，继续定居华夏腹地。
尽管这些回回和色目人，曾经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对汉民族犯下过无数残酷的罪行，但是朱元璋并没有对他们秋后算账，进行清算复仇。
相反，大明朝后来的皇帝和朝廷官员，对待回回与汉人完全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的歧视。
比如三宝太监郑和就是云南的回回出身。
因此，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回回再一次遍布天下了，而其中陕北的绥德、榆林、延安等地，以及甘肃的临洮、固原、庆阳、平凉和宁夏等地，都是回回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
由于这些地区的回回比较集中，又有所谓的“经堂”作为他们相互联系的关系纽带，所以非常抱团，一到了荒年，就会成群结队地四处抢掠汉民。
为此，明朝中叶的时候，陕西的官府曾经专门针对回回规定了几条禁令，比如回回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等等，但是这些禁令形同虚设，根本约束不了这些人。
而当时的这类人也很少以大明百姓自居，不认为大明朝廷管得了他们，所以动不动就聚众造反。
这个问题不光是明朝存在，即便是到了后世汉人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西北的这个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所以，一在孙传庭的奏报之中看到老回回这个名字，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立马就想到了马守应，想到了到了后世的一次又一次回乱，或许应该趁着陕北大乱的机会，将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才好。
接到了来自陕西的最新奏报之后，在正月的最后几天里，崇祯皇帝连着几天，与三位军机大臣商议平灭流贼的有关事宜，最后终于商定了这么几条，派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榆林、西安和花马池。
其一，诏令免除包括陕北延绥在内的陕西诸州府五年之内一切钱粮及正税杂税，禁止陕北延绥等陕西诸州府官吏向百姓收取任何钱粮等物，违者论死。
其二，诏令三边总督袁崇焕遣人到陕北、关中诸州府招收饥民，赴宁夏黄河两岸沿线屯垦。
其三，诏令临洮镇总兵官董志义、监军御史韩一良，带临洮镇主力移镇汉中，并命令三边总督袁崇焕赴临洮，亲自坐镇指挥临洮镇上下移防事宜。
其四，诏令封藩西安的秦王朱谊漶，出资崇祯银元五十万，支应临洮镇上下移镇汉中有关事宜，出粮米三十万担，支应陕西巡抚洪承畴赈济关中饥民。
其五，朝廷为陕西三边五镇，即延绥、定虏、宁夏、甘肃、临洮，拨付崇祯银元一百万，作为崇祯二年元月至六月军饷，旨到之日起，由洛阳户部分司转运西安，由三边五镇监军御史携三边总督衙门关防文书，赴西安支取。
而且这一次，崇祯皇帝还将自己日益倚重的高时明再次派了出去。
但是这一次不是往洛阳，而是往西安，并且带着刚从辽东调回京师的胡一魁，到西安筹备设立锦衣卫西镇抚司，专门坐镇监察临洮镇移防，以及秦王府出资助饷有关事宜。
当然，崇祯皇帝下决心，设立锦衣卫西镇抚司，不是为了要在西安大开杀戒，而是为了整顿陕西三边五镇，以及山西、河南两地的锦衣卫系统，这些个锦衣卫千户所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实在是锦衣卫资源的一大浪费。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以密旨的形式，再一次将自己的剿匪战略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袁崇焕、洪承畴和孙传庭三个人，告诉他们剿灭流贼必须斩草除肯，不能春风吹又生，要把陕北诸州府不适宜耕种居住地区的百姓，尽快全部迁移宁夏、河西或者河套安置屯垦。
对于已经造反的流贼，能诛灭的就地诛灭，不能诛灭的，不要往东压迫，而是要尽量往平凉、庆阳、固原乃至凤翔、临洮等西部边地驱赶。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东边要严防死守，不让流贼流入大明腹地，而西边则是让开道路，如果不能剿灭，就让流贼西去。
处理完了给陕西三边诸地督抚的旨意之后，崇祯皇帝与军机处的几位军机大臣还没有商量好如何安排山西的剿贼事宜，就又收到了来自山西上下一众官员的奏疏。
而来自山西上下一众官员中的几封奏疏，让内阁和军机处几位重臣惊诧莫名的同时，也让崇祯皇帝再一次难以遏制地感到愤怒。
第二九七章 以邻为壑（）
内阁诸臣感到惊诧莫名，也让崇祯皇帝感到愤怒的，不是山西巡抚张晓报告流贼入晋的迟到奏疏，也不是山西总兵王国梁在山西沿黄一线的疏于防范，这些问题虽然都该下旨申斥，但是还不足以令阁臣无语、皇帝愤怒。
真正让几位阁臣无语、让皇帝愤怒的是，山西巡按罗世锦和山西参政裴俊锡的上书。
山西巡按御史罗世锦跟历史上一样，在陕北流贼大举入晋之后，上书崇祯皇帝，指斥陕西巡抚洪承畴和延绥巡抚孙传庭等人以邻为壑，说陕北的流贼入晋不是山西官员的问题和责任，而是陕西官员将流贼赶到了山西，应该对此负责的是陕西巡抚洪承畴和延绥巡抚孙传庭，乃至于三边总督袁崇焕都要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于山西参政裴俊锡也跟历史上所做的一样，以乱贼都是陕西人为由，要求皇帝下旨让陕西的官军入晋作战，负责把流窜入晋的陕北流贼赶回陕西去，然后再去讨论对于流贼到底是剿还是抚的问题。
这两个人的上书，在原本历史上是真有其事的，当时把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气了个够呛，而如今陕北的流贼比历史上提前进入山西，但是这两个山西官员的脑筋，却跟历史上一样愚昧顽固。
往小了说，这是最为拙劣的一种推卸责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