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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大赦天下囚犯，并不是无条件的赦免，而是把关押起来的囚犯，变成朝廷官办矿场内的苦力，或者是根据罪行的轻重分等，然后按照路程的远近，流放到安东、瀛洲和东番。
等到所有的元旦诏书宣读完毕之后，按照惯例，百官上表，为皇帝恭贺新春，而来自塞北草原的部落使节，以及来自朝鲜的使者，也都呈上了自己的贺表。
等到这些贺表都一一宣读完毕，时间已经过了巳时，殿内殿外跪着的大明臣子们，多数都已经是两腿发麻了，而事先没有暗藏食物的官员们更是又累又饿，跪得两眼发黑，只盼着能早点结束，回家过年。
还好，等到所有的程序走完之后，内阁阁臣们代替天子祭祀天地、祖宗、山川、社稷的那些海量的祭品，也都由锦衣卫指挥着五城兵马司的人员，集中运送到了午门外。
一起运送到午门外等候群臣的，还有皇帝在大朝会上刚刚承诺的赏赐，也就是一摞摞的崇祯银元，还有一匹匹上好的苏州丝绸和松江棉布。
到了巳时三刻，大明群臣们终于熬到了崇祯二年元旦大朝会的结束时刻，又一次在礼部官员和羽林卫殿前司的指引下，按照之前排定的顺序，鱼贯而出，来到午门外的广场上，跟据官品职务的大小，多少不等地领取了赏赐，分到了朝廷的祭品。
内阁阁员和军机大臣们的赏赐，当然不需要到午门外的广场上去领取，一人一千枚崭新的崇祯银元，一人十匹上好的丝绸和棉布，早已备好放到了每个阁臣的值房中。
当所有大臣、使节都离开之后，崇祯皇帝也给身边的御前侍从武官们，发放了过年的赏赐，并给他们放了个大假，愿意回家的就回家，不愿意回家的发双饷，好好地过上一个年节。
包括那些在在京的西洋传教士，不管是已经在大明京师各个衙门里任职的泰西诸夷，还是在辽东军前效力的红毛鬼子，也全都在赏赐之列。
这个年代里，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和退役军官士卒，以及泰西工匠技师，在大明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大明重整军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在这些人的心中没有多少祖国的概念，对于耶稣会传教士来说，他们的一生是献给上帝的，为了在中国推广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很愿意为大明的朝廷服务，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中国人，主观上虽然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效果。
而那些怀揣着发财梦想，前来东方闯荡冒险的冒险家们，主要是由一些退役的军官士兵和远洋水手们构成，这些人即使在他们的本国，也是生活在法律的边缘地带，根本没有什么祖国的概念，只要多给赏赐，厚给饷银，他们就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技术，交给那个时代的大明士卒和工匠。
而当时明朝的统治阶层，上到皇帝，下到士大夫们，也还没有如同后世满清那样形成闭目塞听的臭毛病，他们对于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都怀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能吸收的一概吸收。
远的不说，就说性格执拗、脾气古怪的嘉靖皇帝，他在湖北的内陆地区长大，后来又一直身居大内，要说他有多么高远开阔的全球视野，那是纯粹的瞎掰。
但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听说来往于大明东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商船之上，拥有比大明更加强大的火炮之后，立刻就下令广东巡抚想办法搞过来几门进行研制、拆解和仿造，这就是大明佛朗机炮的来历。
这样的佛朗机炮，一共仿造了九万余门，遍布于大明沿海卫所和水师战船，后来更是推广到了九边沿线。
即便是天启皇帝这样一个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书都没有读过几天的皇帝，听说西方人又有了威力更大的红夷大炮，也很快就同意派人前去采购，然后部署在了京师和辽东前线。
袁崇焕之所以能够在宁远屡次建功，没有天启皇帝下令购买的红夷大炮，他再有本事，也很难在凶险的辽东前线建功立业。
而当时西洋传教士和葡萄牙籍退役军官在大明军中生活战斗的人数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几百个之多。
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是明朝皇帝与满清皇帝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不是真的把脚下的土地当成是自己的家园，是不是真的把华夏民族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面，比较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满清的皇帝之所以没有这种开放的心态，是因为他们不是汉人，至少他们是有私心，他们把自己满族人利益凌驾于整个华夏民族的根本利益至上，不光是以整个天下供奉一人，而且是以整个中华供奉一族。
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私心在作祟，所以他们害怕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进步，担心新式枪炮火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威胁到他们所谓的治国根本，即八旗子弟的骑射本领。
就连后世被吹捧的神乎其神的康熙，自己都说，骑射乃满洲根本。
他自己找了一帮子西洋传教士，又是学数学，又是地理，又是学外语的，他能不知道这些东西对华夏民族的好处？
他能不知道这些东西会让中国继续前进，从而可以与泰西殖民列强并驾齐驱？
他当然知道。
但他不是去传播，去推广，相反，他选了的控制，选择了封锁，选择了禁毁。
因为他担心，这些东西会危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
而这一点正是后世华夏民族屈辱和悲剧的开端。
第二八三章 公心私心（）
一个统治者一旦有了私心，那么很多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会变得莫名其妙，变得不可理喻。
那么大明的皇帝们就难道没有一点私心了吗？！
当然也有。比如在国库与内帑的问题上，当然会有一些私心。
明朝中后期的许多皇帝都喜欢金银钱财，而且毫不掩饰这一点，其中表现最明显的一位，当然要数万历皇帝了。
为了充实皇家的内帑，万历皇帝派出了很多内廷的太监，去全国各地担任矿监、税使，与地方官府争夺税收利益。
其中当然也包括让内廷的太监们打着皇帝的旗号开皇店，大做类似后世“官倒”的买卖，以便谋取“暴利”。
银子的确是没少收，也没少挣，但是却也因此引来了无数的骂名。
不过到了最后，万历皇帝想尽办法搞来的这些银子，却也并不全是被万历皇帝自己给挥霍掉了，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拿出来用作了万历年间三大征的军费。
包括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之时，补发给九边军队的大量欠饷，用的都是万历皇帝在位期间背了无数黑锅积攒的内帑银子。
那么这是私心，还是公心？私心当然有，但办的却是公事。
说到底，大明的皇帝是汉人，正经的华夏正统，这样的皇家与国家才是真正的家国同构，家国同种。
或许他们会有作为个人或者皇家宗室的私心，但他不会有民族层面上的私心，也不会考虑国家民族利益以及自身种族利益的时候，有什么不利于华夏民族的私心。
明朝的宗室藩王子弟，人数确实有点太多了，光是给他们每年计发的俸禄，就占了地方收入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以上，给朝廷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这个问题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一直在想着解决，先是把亲王年俸从五万石降到了一万石，后来又从一万石降到了五千石。
到了天启、崇祯两朝的时候，朝廷财政困难，宗室之中除了最高等级的一字王之外，其他的各种镇国将军、奉国中尉什么的远支宗室子弟，根本领不到什么俸禄，不少人依靠各地王府接济为生，有的甚至贫困潦倒，三餐难继。
这个问题是明朝皇家的宗室制度造成的，固然有皇家的私心在，但却无可厚非。
与后世满清的八旗制度相比，带来的经济负担有点类似，但却并没有包含满清八旗子弟对汉人的那种民族剥削和种族压迫。
单纯以民族出身的不同，而强硬地划下一条高低不同的界限，也只有蒙元和满清这样的异族统治时期，才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压迫。
而已整个华夏民族亿万人来供奉区区满清八旗百万人，这也只有野猪皮的子孙做得出来。
虽然后世的民族问题，被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