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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带队的朝鲜官员级别更高，乃是右议政金尚容、礼曹判书李廷龟。当然了，朝鲜领议政尹昉之弟、安平监司尹暄也在列。
而除了这些朝鲜的高官显宦之外，还有四名宗室之女，都是朝鲜国主李琮的或远或近的妹妹。
这次的理由也完全没法拒绝，第一是代表朝鲜国主李琮向大明皇帝重新称臣纳贡。
第二是崇祯二年的元旦即将打来，朝鲜国主特派使者向大明皇帝进献方物庆贺元旦。
第三则是一份迟到的恭贺，恭贺崇祯皇帝继承皇位，登基改元，而且为了弥补恭贺迟到的罪过，特向大明崇祯皇帝陛下献上四名宗室之女，以示恭贺庆祝之意。
这几个理由一说出来，毛文龙和褚宪章两人根本无法拒绝。
虽然两个人都知道朝鲜人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见到大明皇帝陛下，想趁着朝贺之机，向大明皇帝或者朝臣求情归还咸镜道和平安道的土地。
但是人家的理由这么冠冕堂皇，他们又无从反对，尤其是人家还带着四名宗室之女要献给陛下，这怎么能拦住不放呢？
据说名不见经传的曹文诏、牛聚明因为从科尔沁草原上抢来了一个绝色美女献给了皇帝，结果一步登天，都成了御前的红人，一个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挂印总兵官、热河镇守使，一个考中进士才半年，就当上了兵部职方司郎中。
这说明什么？
在他们二人以及相当部分朝臣看来，这说明当今陛下，与他的那几个祖宗很像，虽然很有一些雄才大略，但是至少在贪财好色上面，与他的爷爷万历皇帝和老爹泰昌皇帝没有多少差别。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最终，毛文龙在无奈之下，只能同意朝鲜的使者从东江镇控制的辽海通过，走海路入贡，朝见大明皇帝陛下。
辽东未沦陷之前，朝鲜的朝贡使者都是走陆路到京师的，最初每年一次，后来两年一次，期间也有过三年一次的阶段，但是自从辽东全部沦陷之后，朝鲜朝贡大明的陆上道路就断了，从萨尔浒之战大明失败之后，就开始绕道海上，从登莱或者从天津上岸，再入京师了。
当然了，到了天启七年春，朝鲜被后金征服之后，改向后金称臣，而当时的大明朝政动荡、风雨飘摇，也根本无暇顾及朝鲜的问题。
到了天启七年八月，天启皇帝驾崩，朱由检即位，朝鲜无所表示，到了崇祯元年的元旦改元，朝鲜还是无所表示。
所以，如今大明朝廷如此对待朝鲜，朝鲜小朝廷里上至国王李琮，下到群臣百僚，一方面感到气愤，另一方面也感到不安。
但是即便心中不安，朝鲜的君臣还是认为，充其量这只是如今这个大明皇帝发泄对朝鲜叛离大明的不满，惩治朝鲜数年未曾遣使朝贡的罪过罢了。
因此，国王李琮就接受了领议政尹昉等人的建议，认为派大臣、携重礼，到大明京师去见见大明皇帝磕磕头、求求情，哭诉一番，东江镇上岸攻城夺地、屠杀朝人的事情，也就能顺利解决了，甚至保不齐朝鲜重归大明怀抱，大明皇帝一高兴还给朝鲜以更重的赏赐回馈呢。
就这样，以朝鲜右议政金尚容、礼曹判书李廷龟、安平监司尹暄为首的朝鲜朝贡使团，带着四名选出来献给皇帝的朝鲜宗室之女，于十一月末的时候到了皮岛，然后跟着无可奈何的褚宪章等人，一道辗转登州，换乘登莱巡抚徐国祯、登莱总兵张可大给他们准备的车马，最终来到了大明的京师。
第二六五章 物归原主（）
听完了褚宪章的娓娓道来，崇祯皇帝与几位阁臣、军机大臣，一时之间皆是面面相觑。
崇祯皇帝知道毛文龙、刘兴祚这些人都不是善茬子，如今有了朝廷的旨意，绝不会放过朝鲜的土地城池。
同时他也很清楚，朝鲜人不会坐以待毙或者善罢甘休，而是一定会派使节来大明京师哭诉一番的，因为这是朝鲜国的一贯路数。
令他略感意外的是，朝鲜人选了四名宗室之女献给自己，自己要还是不要，应该怎么办？
难道自己被朝臣含沙射影扣到头上的好色之名，已经传到了朝鲜国主的耳朵里？！
而几位阁臣对于安东侯毛文龙、平壤伯刘兴祚，以及东江镇其他几路总兵的过火做法，都是颇为不满。
虽然这几位阁臣都已经算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了，但他们毕竟都是熟读四书五经，进士文官出身，孔夫子那一套仁义道德的说教，绝对是根深蒂固。
在他们看来，朝鲜国小力弱，在建虏大军兵临城下之际，改向建虏称臣纳贡应该也是迫不得已的权益之举，皇帝虽然将朝鲜北部咸镜道、平安道的土地交给东江镇来管辖治理，乃至跑马圈地，赏给有功将士，但却也不能把人家朝鲜人都给赶尽杀绝，或者都给撵走啊！这样做，哪是大明礼仪之邦、仁义之师的做法啊！
尤其是刘兴祚这个平壤伯，把平壤封给你，你就安安生生做你的伯爵，当你的总兵，你搞什么大屠杀啊，把平壤城内外的朝人杀了个精光，先不说是不是有损大明在藩国的声誉，就说你杀光了城内城外的朝鲜百姓，你将来朝谁收税收粮啊！
再者说了，朝鲜恭谨忠顺大明二百年，到了这个时候你杀其民、逐其官、夺其土地，翻脸翻得未免太快了点吧。
几个阁臣听罢褚宪章的描述，都是面色不豫、默默不语，良久，徐光启说道：“陛下，毛文龙、刘兴祚纵容麾下在朝鲜多有不法，陛下如何处置倒是可以往后再议。只是如今，朝鲜既然派遣了使者到京师，我大明朝廷却是不能失了礼数。臣身为礼部尚书，按礼制接待安排，正是臣的分内之事，不知道陛下对此可有训示？”
自从忙完了熹宗皇帝的大葬之后，礼部的事务一下子少了好多，此前忙得不可开交的徐光启，一下子清闲了不少，除了按照皇帝的口谕，找了一些翰林院的清贵闲官，集中校对订正他的《农政全书》以外，就没有什么大事可做了。
过去皇帝出宫、离京，到哪里去、怎么去、去了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甚至是公开活动中的一举一动，都得合乎礼数，也就是按照礼部制定出来的礼节路数来做。
然而如今这位皇帝却根本不按过去的套路来，一方面固然是省了不少事，另一方面却也给徐光启招了不少朝臣的骂。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说出宫就出宫，说离京就离京，各种礼仪制度不知道被打破了多少条，朝臣之中死守着陈规陋习不放的那些人不敢公开指责皇帝，只好纷纷上书指桑骂槐，弹劾内阁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有说他身为礼部尚书却任由皇帝乱来不作为的，也有说他以西洋夷俗乱中国规矩的，等等。
当然了，朝臣对徐光启的批评也不是全无道理，若是别的传统儒家出身的进士在当这个礼部尚书，那么崇祯皇帝的很多做法，是肯定要受到限制，遭到反对的，反正肯定是不会让皇帝如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朝臣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徐光启本身是信了天主教的，对传统儒家的繁文缛节也的确是不以为然，并没有太当回事儿，所以对皇帝一些删繁就简的做法是很赞成的。
然而，尽管如此，徐光启对于朝鲜国使节的到来，还是很重视的，知道这个事情牵扯到大明朝廷的形象，马虎不得，所以才说出了前面那番话。
但是，崇祯皇帝对毛文龙、刘兴祚雷厉风行的残酷做法，却是完全支持的，若不是因为自己作为皇帝实在不宜公开表示赞赏，他倒是很想把这两人召回京师，好好褒奖一番。
因为不管是后世的金家王朝，还是泡菜棒子思密达国，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后世的自己对他们无可奈何，而这一世定然不会放过他们。
只是如今建虏未灭，流贼又起，时机不对罢了，而且朝鲜也是一个人口数百万的“大国”，真把他们逼急了，他们真心实意投靠建虏，然后与建虏南北夹攻东江镇，那么东江镇乃至登莱镇，恐怕都会从此永无宁日了。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也不管徐光启说了什么，径直说道：“朕身为天子，说出去的话又岂能不算数。此前朝廷明发圣旨，将朝鲜北部所谓咸镜道与平安道一应土地交给东江镇管辖，许其跑马圈地、奖励士卒。这一条绝对没有更改的余地。
“安东侯、平壤伯以下虽然行为上略微有些操切，但总的来说，却是奉旨而行。若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