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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眈眈之下怎么能抵挡得住这群饿狼。
唯一之策就是用汉人史书中的故智，把阿巴亥大妃一起带上天去，到时候少了阿巴亥大妃垂帘听政，反而是能够保全幼子的唯一办法，更能让大金国有机会平安渡过这次可能引发内战的权力移交。
因此哪怕是阿巴亥大妃哭得悲痛欲绝，努尔哈赤仍然不曾改变主意：“不必哭了，我主意已定，马上就要继续领兵亲征，为大金国扫清后患！”
“从现在起，我不仅仅是爱新觉罗家的大汗，而且也必须是大金国的大汗！”
努尔哈赤终于明白自己不仅仅是建州女真与爱新觉罗的大汗，而且还是整个大金国的大汗。
只是柳鹏对于努尔哈赤这种变化却是一无所知，倒是海北军对于这次海盖之战作了很好的政治宣传：“柳抚台善辩无双，复州阵前将奴酋骂落下马，当其时抚台尽集天下正气于一身，一言一行皆为天下揩模，有若红衣大炮糜烂数里，老奴怒极惊心当即落马惶惶不安经年终自毙。”
只是有良心的明朝历史学家对此提出：“海盖战后年余，奴酋尚东奔西走亲征数处，岂因一言而自毙……真红衣大炮尚不可糜烂数里，何况阵前对骂耳，这海北冒功之最佳例证是也！”
但是现代历史学者对于这一段公案又作了全新的论述：“天命汗努尔哈赤之毙，众说纷纭，有言病亡者，有言炮毙者，有言海盖旧恨毙者，但是根据笔者的最新论述，努尔哈赤死因与以上几种说法皆有一定关系，但是其真正的死因与其沉溺酒色有关，更与宫廷争斗有关……”
但对于上海天主教团来说，他们现在对于海盖之战与努尔哈赤毫无兴趣，天启四年与五年的这一场教难不仅仅是一场深重的灾害，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的长期争吵。
争吵的不仅仅是普通的中国信众，甚至连天主教传教士陷入了这场争执与猜疑之中，大家总是怀疑上海天主教内还有着那个魔女派来的使者。
毕方济神父甚至不得不放下了所有的传教事务对上海天主教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才让局面暂时稳定下来，只是他的神情却充满了痛苦的忏悔之意：“依纳爵，希望这一场教难能尽快过去！”
他叫的是孙元化的圣名，作为一名忠贞的天主教徒，孙元化同样是没想到这一场教难的影响会如此巨大，他告诉毕方济：“我相信这次教难会很快过去，主的光泽会很快照耀华夏的每一寸土地。”
但是孙元化也很清楚，对于中国天主教团来说，这件事的影响绝对不可能很快过去，恰恰相反那位王真洁绝对是撒旦派来的魔女，她会让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处于长期停滞。
中国天主教损失不仅仅是上百名核心信众和两千部西书，她引出的问题直接让天主教内部吵得不可开交，甚至从来不公开争吵的几位西洋传教士也由于善后问题几次公开争吵。
上海天主教的发展原本可以蒸蒸日上来形容，由于徐光启、孙元化等诸位缙绅的强力支持甚至出现过十几位秀才或是近百名农夫一次接受洗礼的荣耀景象，但是现在因为这位名叫王真洁的魔女，大家都视天主教为邪门异教闻风色变，根本不敢与天主教众接触，更不要说是加入天主教。
几个月之前谁都想不到王真洁这个刚刚加入天主教的女信众会有这样的能量，但是她创造出如此可怕的一幕景象却超出所有人的意料。
她混入天主教之后就非常活跃，没多久就举报一位接受洗礼多年的老秀才信仰不够坚定，有被撒旦勾引的迹象。
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她虽然没有成为神职人员，却是替天主教发展了十多位新信众，但接下去就是毁灭的一幕，不但整个上海天主教因为这个魔女而处于长期的争吵与分裂，而且王真洁还从天主教中带走了一百多位信仰不坚定的信众。
只是上海天主教虽然用“信仰不坚定”来评价王真洁带走这一百多名信众，但问题在于这一百多名信众都是上海天主教的核心骨干，很多人甚至接受了西方传教士的培训，不但对圣经与赞美诗倒背如流，还懂得很多西方技术，其中甚至还有两位能够阅读西方书籍的徐氏族人。
这些人原本都应当成为天主教在中国的柱石，但是现在由于王真洁这个魔女的诱惑，他们不但破教而出，而且还在上海拉拢天主教信众与王真洁同流合污，这让上海天主教异常头痛。
王真洁这次出手不象普通官僚那样泛泛而谈，而是真正抓住了天主教的痛处，比方说跟她出走的几十位女性信众，都是因为女性在天主教中地位不高不能成为神职人员，而王真洁却允诺他们能成为神职，而她们出走之后又立即拉拢她们的丈夫、儿子与家人，导致天主教流失了更多的信众。
但是更让天主教的头痛的是一些教义上的冲突原来被暂时掩盖下去，而王真慧却是直接帮天主教挑明了，比方说中国人最关心的祭祖问题，比方说对异教特别是儒教的包容问题，还有中国士大夫最关心的纳妾问题－－天主教是一夫一妻，但是在无后为大的中国，夫人一旦没有子女，那么纳妾问题必须是摆上日程。
正是因为王真慧这个魔女把这件事情都摆上桌面，所以整个天主教上海教区都陷入了冷战状况，甚至连西洋传教士在陷入了王真洁引发的争吵，孙元化也是苦恼不已，只是他更关心的另一个问题：“魔女从我们手中偷走的两千部西书有下落了没有？”
毕方济摇了摇头说道：“暂时还没有下落，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第891章 光辉（）
毕方济之所以这么重视这两千部西书的下落，根本在于他是一向主张走上层路线传教，也是“学术传教”路线，通过传播学术的手段来发展信众。
毕方济本来就是走上层路线的大高手，若干年后他不但获得了南明隆武帝的极大信任，中国天主教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上甚至通过瞿安德神父有了一个在中国天主教历史绝无仅有的成功典范。
趁着永历帝在外地的机会，瞿安德神父成功对整个永历帝的整个宫廷进行了洗礼，从两宫太后到皇后甚至太监都受洗成了天主教的信徒，永历帝事后也不得对这个事实予以默认。
几个月之后，瞿安德又对皇太子进行洗礼，让天主教觉得自己可以借中兴之功而在中国生根茁壮发展壮大；甚至培植出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中国皇帝，。
正因为毕方济是上层路线的大高手，因此毕方济也对两千部西书被盗造成的威胁特别敏感。
徐光启、孙元化等许多缙绅都是这种“学术传教”路线所获得的丰硕果实，而一名缙绅入教往往就代表着整个家族甚至几个缙绅家族成为天主教的忠实信徒，而“学术传教”之所以能取得成果在于东西方科学技术上的极大落差，不管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还是军事科学，欧洲都领先中国几百年。
天主教虽然在欧洲处于被动局面，但是在中国却是以文明与知识的领路人而自居。
而七千部西书来华，可以说是“学术传教”路线的顶点，金尼阁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尽了全部热情在欧洲奔波逾年才办成了这么一件大事。
虽然由于南京教案的影响导致七千部西书入华以后并没有发挥足够的影响，但是所有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管是不是学术传教路线的支持者，都认为这七千部西书与其包含的西方知识是中国天主教团的最大财富。
但是这两千部西书的遗失却可以说是打断了中国天主教团的幻想，让他们清楚得认识到现在不仅仅是他们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真正价值，天主教的敌人同样企图想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不然天主教的敌人根本不会关注这些他们可能根本看不懂的书籍，藏在上海的两千部西书都是拉丁文、意大利文与法文，整个中国能看懂并翻译这些书籍的明人很可能不超过一百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甚至是中国的官僚们来看，这两千西书根本毫无任何价值。
可是王真洁既然放弃那些价值更高的金银珠宝，而是直接从徐光启家中劫走这两千部西书，就代表她手上不仅仅认识到这两千部西书的真正价值，而且手上也有一批能够翻译解读并开发利用这两千部西书的精英人才。
她与她背后的教团跟那些对天主教一知了解等于盲人摸象的邪教徒不同，对天主教即使不是了若指掌也是知之甚深，他们本来就是中国的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