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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了不少的心血。头一回面对日军强大兵力的讨伐、围攻，虽然事前作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但根据地毕竟缺乏反围攻的经验，东进纵队能不能顺利地打破日军的围攻，不由得不使我忧心、牵挂。政委非常了解我的心情，便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说：“老陈呀！看来你还是放不下。王光道、蔡中均都是能独挡一面的人才，不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磨练、摔打，怎能迅速成长。况且还有洪海兵、罗先辉、张如龙三位旅长，不都是你亲手培养起来的吗？有他们指挥打仗，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呀！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不经风雨，怎能长成参天大树，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诚挚地感谢一说：“政委，真的谢谢你！我太着相了”这一番感悟，使我的心境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日后自己成其为一代杰出的帅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月十九日晚，我们收到了东进纵队发来的全歼日军藤野次郎联队3400余人的捷报，意外的是我接到电报后心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好像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中。我知道这是自己心境提升的缘故。我们一面将捷报转发给中革军委与八路军总部，一面迅速给东进纵队和根据地政府回电，热烈祝贺他们取得反“六路围攻”的伟大胜利，并通报全师予以嘉奖。同时，提醒他们尽快恢复根据地的生产，尽快帮助老百姓修建被鬼子烧毁的房屋，帮助受害群众解决生活与生产上的困难，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另外，命令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补充，以防备日军的再次进攻。随后，我们在归绥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隆重庆祝东进纵队取得的伟大胜利，给整个边区及根据地军民以莫大的鼓舞。
第二天，我们又收到总部转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告知国民党军举行的徐州会战已遭失败，徐州已于昨日被日军占领。对此，我虽早已知道其结果，但心情仍然沉重；手拿着电文既为国民党军的失败而惋惜，又为蒋介石的决策而悲哀。六十万精锐大军竟然不堪日军十几万军队一击；难免会给全国人民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徐州会战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亡国论”、“速胜论”都很嚣张。“亡国论”者强调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叫嚣“抗战必败”、“再战必亡”，竭力主张向日本妥协求和。而“速胜论”者每当战局有利时就冲昏头脑，高叫“决战”、“反攻”，“半年胜利”或“一年胜利”。台儿庄战斗胜利后就迫不及待地展开徐州会战。国民党报纸社论中竟提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结果徐州失陷，国民党军再次溃退，其速胜思想被事实粉碎后，即转为悲观失望的亡国论。这些论调在社会上的广为散布、流传，犹如一片片乌云，一时笼罩了中国的整个天空，使广大人民群众摸不着方向，看不见抗战的光明前途，直接影响着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
在此危难的关键时刻，为了粉碎“亡国论”与“速胜论”的缪论，给全国人民指明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同时，也为了澄清中国g产党内部的一些模糊认识，统一思想，并从理论上解决八路军、新四军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前的军事战略问题；m主席于五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三十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题为论持久战的精彩讲演，并向全国公开发表。
在这篇着作中，m主席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瞻远瞩，洞察先机；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科学地回答了抗日战争的进程究竟怎么样？能不能胜利？是速胜还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中国人民为什么会最后胜利？怎样才能争取最后胜利等一系列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m主席首先从中日双方所处的历史时代指出了全部问题的根据，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处在这样的历史时代与这样的战争，敌我双方存在着许多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的军力、科技、生产力、经济力及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且地域狭小，物资缺乏，人力又不充足，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的军力、科技、生产力、经济力以及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地域宽广、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兵源充足，足以支持持久战。同时，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援助中国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者只看到敌人暂时强大的一面，忽视了我们时代进步的一面，犯了唯武器论等错误，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视了其他的矛盾。速胜论者则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夸大了中国的长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自以为是。质言之，“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主观、片面地看问题，都是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通过分析与比较，m主席满怀信心地得出结论：中国既不能灭亡，也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
在一文中，m主席在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的基本特点之后，不仅得出了持久战必胜的结论，还科学地预见到战争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论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而取得最后胜利。m主席在发表论持久战的同时，还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来详细阐明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特殊重要，是因为中国是个大而弱的国家，受到一个小而强的国家的攻击，但中国是处于进步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领了广大的中国领土，所以战争时间长而且残酷。但由于日本国小、人少、兵力不足，在占领地留下很多空隙。因此，在中国g产党的领导下，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展开了。这样长期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就必然在敌人的后方建立根据地作为依托；而游击战争必须向运动战发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必须从战略的观点上来考虑。为此，m主席正确规定了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主要形式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m主席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战略原则的论述，是对全党领导游击战，特别是抗日游击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解决了如何评价抗日游击战争和怎样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它不仅武装了中国g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甚至国民党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对m主席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都非常感兴趣。
论持久战一书发表之后，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地域，广为流传，争相阅读。它彻底地粉碎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谬论，澄清了对于抗战认识上的混乱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后来的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中，则完全证明了m主席对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英明预见及人民战争、军事理论的正确性。
m主席为了写就这两篇光辉着作，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广泛收集有关军事方面的理论书籍（当时延安这方面的书籍非常稀少），当听说延安八路军留守处主任兼警备师师长萧劲光有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时，m主席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就亲自登门借取，萧劲光虽然有些舍不得，但知道主席借书必有大用场，也只好忍痛割爱了。为了集思广益，主席还邀请了当时在延安的对军事理论有所研究的叶剑英、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人多次进行坐谈，采集和收纳一些好的建议与观点。与此同时，m主席还经常与我们这些位于前线指挥作战的八路军指挥员不断地交换意见，要我们将对日作战的想法、观点及每一次战斗的经验总结等详细地汇报给他。m主席在广泛听取、收集他人好的建议与观点，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后，又对抗战十个多月的实践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然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写出论持久战这篇千古不朽的着作。后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