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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生有才华，后天也非常努力，将自己所有的事业精力，都放在了这个行当中，且有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独当一面的专家。
妄图掩饰自己，只会让自己的破绽更大，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在阮黎医生面前掩饰自己。即便我主观不认为，自己涉入厕所怪谈所遭遇的一切，都并非精神幻象——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可以想象，但根本就不会主动承认的，毕竟，这并不仅仅关于厕所怪谈这个事件，一旦否定它，其后果将会连锁到更大的层面上，例如：我过去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虚幻。这个结论只要下意识想一想，都让我觉得充满了可怕的破坏力，我宁愿不去这么想。
是的，哪怕我遭遇的，都是切实存在的事情，阮黎医生只是普通人，所以对“神秘”毫无经验，我也仍旧需要阮黎医生的帮助，因为我是一个精神病人，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可不会区分“神秘”和“日常”。
最终，我选择了将从厕所怪谈开始，之后经历的那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阮黎医生，就算是面对咲夜和八景的时候，也没有说得如此详细。我在阮黎医生这里是有“前科”的，关于“末日幻境”的情况，以及我与过去的末日幻境中的冒险，乃至于“病院现实”中所遭遇的一切，都以“过去的日记”的方式，记录在文档中，而这份文档，在阮黎医生这里有拷贝，此时此刻，她正当着我的面，将这份档案拷贝调出来，参照这份“黑历史”，去了解我如今正在讲述的“幻象故事”。
以我为中心，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在阮黎医生眼中，正是我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证明。她研究我所述说的故事，并不是因为她相信这个故事，而是因为，她相信自己可以从这个故事的设定、结构、脉络和发展中，评估出我在“发病”时的精神变化。再辅以过去的病史资料和最新的精神诊断信息，就可以评估出我当前的精神状态，以此确定我需要哪一种治疗，是否可以重新放回社会上——我在阮黎医生的眼中，一直是“拥有攻击性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哪怕，她并没有将这些资料泄露出去，让我获得了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机会。
前者，是她对身为主治医生的责任，后者，则是她对自己身为养母的爱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了大概三个小时，大致述说了厕所怪谈的新故事，然后被阮黎医生追问了她想听的细节，包括我当时某一刻最细微的心理变化——由我口中说出来的，自然是十分主观的，而我那时，也的确一直有思考——这些事情，阮黎医生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就是这个。阮黎医生在我述说的过程中，极为强调条理性和故事性，也就是说，我从述说开始，就不存在“补充说明”的机会，她要的是，我能够把刚刚结束的事情，在讲述的同时，就整理为一个“平铺直叙，但又在结构上拥有高低潮波形的小说”。尽管，在欧洲那个城市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大致说明了一下，但这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要求无疑更高，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时常要停顿下来，整理自己想说的内容。幸好，阮黎医生并不介意我这么做，反而十分鼓励我这么说。
阮黎医生认为，这种“说书”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具有针对性的精神治疗过程。能够将一个故事组织起来，说得有条理，有故事性，可以证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在功能上是正常的，在性能上是合格的，而在说故事的同时，组织条理和故事性，也能轻易让聆听者更清晰地从内容分析出述说者的心理状态——哪里是负面的？哪里是正面的？负面和正面的转化又如何？因为，一个临场创作的，拥有感性的说书人，而所述说的故事又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所以，是不可能彻底站在彻底理智的第三者角度，将自身的意识和情感变化完全掩盖起来的，而在疏离故事的过程中，也是一种重新审视自己，摆脱故事发生当时那些看似正面或负面的情绪思维的干扰，以一种“更加本真的状态”去了解自己，纠正自己。
这种治疗方式，被阮黎医生称为“自我纠正法”。它不仅仅对说书人自身，也对故事本身，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故事来说，在条理性和故事性之前，就有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创作”，这个故事，不能是早已经准备好，经过雕琢的，而应该是即时成形的，而对于实施这个治疗法的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分清楚，病人在说的故事，到底是“临时创作”，还是“早有准备”，亦或者“早有准备，却装作是临时创作”。
1156 噩梦之城（）
让精神病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说故事的方式临时整理出来，这个过程被阮黎医生称为“自我纠正法”。它不仅仅对说书人自身，也对故事本身，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故事来说，在条理性和故事性之前，就有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创作”，这个故事，不能是早已经准备好，经过雕琢的，而应该是即时成形的，而对于实施这个治疗法的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分清楚，病人在说的故事，到底是“临时创作”，还是“早有准备”，亦或者“早有准备，却装作是临时创作”。针对三个不同的情况，在进行最终评估的时候，也会分出更复杂的评估过程。最糟糕的，自然是“故事是早有准备，却被伪装成临时创作”，而医生却没能分辨出来的情况，只要医生可以分辨出来，那么，哪怕故事是早有准备的，也仍旧会有收获。
疗法本身并不介意病人是否早一步知道这种疗法，正如我在进行这种疗法的时候，我是对此知之甚详的，阮黎医生曾经多次提起过这种疗法的原理和案例，足以证明她对病人是否知情，根本就不在意。
阮黎医生不时会在我述说故事的时候故意打断，然后提问一些在我看来莫名其妙，或者有些无聊的问题。对此，我能做的，只是照实回答而已，毕竟，就算敷衍了事，也不具备“敷衍了事”的作用。所以。反而不需要考虑太多。
晚间十一点半，阮黎医生终于停止了问询，将档案整理完毕。稍微严肃地对我说：“阿川，很抱歉，你至少在一个月内不能去学校了，我会向学校开出病假条。”
看来，在阮黎医生的诊断结果中，我的情况是相当糟糕的一类。
“我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我也不会随意去攻击他人。”我说这话时。心中十分平静，觉得这是自己的心里话。不过。阮黎医生仍旧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是否会攻击他人，更多取决于自己是否觉得受到伤害，和是否实际收到伤害没有太大关系。而‘觉得自己受到伤害’本身。则是心理层面上的问题，从诊断结果来看，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很有可能会放大‘自己受到伤害’的心理。也许是幻觉，也许是他人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亦或者别的什么，都会让你格外敏感，进入一种极端的自我保护状态。”
“你是说，我现在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我说。
“要这么说也可以，其实被害妄想本来就是你的精神病态的一部分。”阮黎医生无可无不可地说：“当然。实际情况要更加复杂一些。你很认真地看待你之前说的世界末日故事，你在故事中经历种种不可思议，你认为那一切构成了现在的你。这意味着你的内心开始不平静，过去我们一起做出的努力，就这样被毁掉了。一个内心不平静，以非常识的世界末日为前提，决定要去做点什么的精神病人，是极为危险的。我想。现在的你应该清楚我在说什么。”
“妈妈，我们的分歧只在于世界末日是否存在。”我不由得说。
“不。我们的分歧在于，非常识的世界末日是否存在。”阮黎医生盯着我，表情严肃起来：“如果你的故事中，世界末日是因为一颗陨石掉下来，造成第n次物种大灭绝，或许会更好一些。”
“我不明白。”我说的是实话。
“很简单，常识的世界末日可以依靠常识去拯救，而非常识的世界末日，却要求一个人去做一些非常识的事情。”阮黎医生反问我：“你看过我这里的许多病例，知道非常识的事情到底有多么恶劣，你只是下意识不去想而已。人类的常识具备普世价值，是促进社会化共存的必要条件，那么，与之相对的非常识，自然会让人从普世价值观和社会观念中脱离出来，所有非常识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