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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两个人都不太对劲（）
刘毅民接到电话以后没有回局里，而是跟王东升他们的车去了“桥桩案”的现场。山坞里的村子，来去得大半天功夫，而我更想先听听派出所来的这个姓邓的警察的话，现场那边就懒得过去了，但电话嘱咐过王东升，叫他安排个人拍摄现场勘查的情况，并且尸体一运到就通知我，我得看一眼。
老懒也不犯困了，炯炯盯着时间等付宇新回来，感觉他比我还着急，一向没什么表情的脸上都泛出光彩来了。
他和我一样都敏锐地从气氛中捕捉到一丝很重要的东西，相信案情马上要往前推动了。
付宇新一回来，我们全部拥进会客室里，都有点迫不及待。
那个乡镇派出所来的年轻警察正惶惶然坐在椅子里等，听见脚步声立刻起身迎，脸上是惊慌失措的表情，感觉像是刚从2012大灾难中逃出来似的，犹疑不定的目光往所有走进去的人脸上扫了一遍，却辨不出各人的身份，只好望着走在最前面的老懒。
老懒倒识趣，稍微往后退一步，让付宇新走到前面去，毕竟他是个副的，不能抢人风头。
付宇新指指椅子请姓邓的警察坐，叫他把事情经过讲一遍。
姓邓的警察显然已经在心里打好几遍腹稿了，虽然说话因紧张而打嗑巴，但叙述起来语句通顺，非常连贯。
整件事情按他原话记录如下：
“老张头就是、就是、就是那个死者，我们那里镇上的人，附近十里八村都认识，特别会闹事情，三天两头跑派出所，不是人家拽着他来告，就是他拽着人家来告，一年年，数都数不清多少趟，我们都挺唉，死都死了，不说他什么了。最后一次是三天前，我记得特别清楚，星期六晚上，本来不是我当班，因为同事喝喜酒，临时调了个班。我刚坐下没多大一会，老张头就跑来了，疯疯癫癫不知道作什么妖，说有人要杀他，说有人要把他吊在桥桩子上淹死，什么什么的，当时我们都觉得他吃错药了。他闹着叫我们帮他打电话联系家人，我们就打了，他女儿来派出所接他，可他死活不认，非说那不是他女儿，说他根本没女儿，只有一个儿子，在市工商所上班，要我们给他儿子打电话。谁搞得清楚他到底发什么乱七八糟的神经，连他女儿都火了，甩手不管，随他在所里胡闹。他闹了一阵，想抢电话自己打，被我给被我给轰出去了。”
姓邓的警察说到这里没了声，垂下脑袋，像是犯了天大的错一般，像是因为他的过失，老张头才会死在水里一样。
我们都没耐心等他自己跟自己忏悔，催着他往下讲，后来怎么样了，发生了什么。
他抬头看着我们说：“轰出去以后，就没再见着他了，但镇上有好几个人都碰见过他，说不知道闹什么疯，撞来撞去，到处问路，问这是在哪里，属于哪个省哪个市，又问今天是几几年几月几号，搞得好像电视里放的那种莫名其妙穿越了的人一样，反正几条主街上都有人看见过。之后，老张头整晚没回家，她女儿满大街找，最后一个看见的人，说他在三岔路口碰一辆高级商务车的瓷，嚷嚷着非要那辆车把他带到市里，司机拿他没办法，只好让他上车了。然后然后就是今天早上，去河边洗衣服的人报警，说有死人。我到那里一看，吓坏了，因为他三天前真的说过有人要把他吊在桥桩上淹死。”
我从他冗长得有点碎乱的叙述中抓住了几个关键词。
疯了、吃错药了、穿越了，还有一辆高级商务车。
商务车无疑是凶手的，他们把受害人掳走了。但在那之前呢？受害人在那之前的一系列反常是怎么回事？姓邓的警察形容他的情况时用“疯了”、“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吃错药了”这类说法，这些都是他基于对受害人非常熟悉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何况受害人的女儿也到过派出所，她没有质疑对方的身份，所以搞错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猛地感觉到一种毛骨悚然的诡异气息，因为嗅到案件里面有什么东西，超出我们平常的认知了。
我问姓邓的警察，那个老张头跑到派出所求助时，除了有点疯癫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跟往常不太一样。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才回答：“当时我们都只当他又是为了讹什么人的钱所以装疯卖傻，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很不对劲。三天前他来报案说有人要把他淹死在河里时，说的是普通话，口音怪怪的，不是本地腔。可老张头一辈子都没怎么进过城，几乎不会说普通话。他有时候碰过路车的瓷，因为不会说普通话，没法沟通，都是拉扯到派出所里找我们帮着沟通的。现在想想，那天见的人，好像不是老张头，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似的。”
他说到这里，整个人都恍惚了，挠挠头自言自语说：“可是不对啊，我跟老张头打了好几年交道，隔三岔五就能见他一面，怎么可能认错人？再说了他女儿那天也到派出所去过，也没说那不是他爸啊。”
我看见老懒的手抖了一下。他正从包里拿烟往嘴里塞，我因为一向对他叼着根烟却从不点着的习惯很鄙视，经常会多看一眼，所以恰好看见他的手轻微地抖了一下。
这一抖，让我觉得，他知道一些情况，而那些情况，正好与姓邓警察的叙述撞击上了。
我趁热打铁追问：“老张头除了说普通话这点让你觉得奇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不对劲？”
姓邓的警察看着我，一个劲点头：“有，有有有，我当时跟他说，给他女儿打电话叫她来接他回家。他不肯，死命摆手，说他没有女儿，只有儿子，在工商所上班。还把他儿子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写给我。”
我神经紧张了一下，迫不及待问他：“名字和手机号码呢，现在在哪？”
话刚问出口，我就知道问也白问。
那小警察仰着脸看我，愣愣的，又是一副犯了错该千刀万剐的焉样，为难地说：“他写名字和手机号码那张纸被我扔掉了，三天前的时候真不知道他到底搞什么明堂，只当他发神经，谁都没在意，随手就扔掉了，现在恐怕找不着了。”
不管找不找得到都得找找看，赶紧叫他打电话回镇派出所，要那边的人仔细检查所有垃圾桶和废纸篓，看看是不是还在。
吩咐完，又问他：“当时老张头把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什么纸上面？”
他回答：“就是我办公桌上一本台历附带的便签纸上。”
于是又叫他打电话回去派人立刻把那本附带便签的台历送到局里来。这是常识，拿炭笔往余下的便签上涂，只要没撕掉太多页，总能涂出些痕迹来，道理如同小时候覆着白纸涂硬币上的花纹。
我一边吩咐这些一边偷眼看老懒，他仿佛很认真在听这边的对话，但还是看得出有点走神，而且有两次，他把目光移向付宇新，小心翼翼并且若有所思，每看一眼，神色就更加凝重一些。
于是我又感觉到，付宇新好像也有点怪怪的，整个姿态都不怎么对劲，好像身体里绷了根弦，随时会绷断的样子。
这个状况，是在了解案情的过程中出现的，之前没有。
我想，应该是今天“桥桩案”里的某个细节，触到他们哪个人的雷区了，所以才会这般怪怪的。
姓邓的小警察看看我，看看付宇新，看看老懒，每个人脸上停留几秒钟以后又把目光对准我，补充说：“那天，闹得挺乱的，所里又忙，实在没功夫搭理老张头，但现在想起来，那天来所里乱闹的，好像真的不是老张头。老张头不识字的呀，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每次碰上要签字的事情，都按手印完事。可那天他在便签上写的字，很清楚，而且写得很漂亮。我虽然没记清楚他写了些什么内容，但对字体还有点印象，真的。”
我终于能够认定，全部的这些案子里面，绝对有样什么东西，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超出了科学所能认知的范围。
甚至，已经远不是“催眠”这种半科学半神秘的东西能够解释的了。
我的想法是，从生理意义上，“桥桩案”的死者是老张头不会错，但是凶手用了某种特殊的手段，改变了他的精神，或者说是心理认知，使他以为他是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我之前所提到过的那个“变”字的意义，凶手选择一个性别和年龄合适的人渣，用诡异到近乎灵异的办法，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渣，也就是梁宝市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