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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认为，”奥尔佳说，“一位母亲的工作应该得到普通工人的养老金，我就这样认为。瓦伦蒂娜说得对，我们的养老金将来要由这些母亲的孩子们承担，她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自己。这不公平。”
我们一致同意奥尔佳的看法，并又转向瓦伦蒂娜：“瓦伦蒂娜。为何不给你的同名人宇航员瓦伦蒂娜·泰勒什柯娃写封信？她能在最高水平上提问题。”
“是埃不过，她也会从最高处摔到地上。你们听见过她为妇女说一句好话吗？当然没有，由此说明她为什么能当苏维埃妇女委员会主任。”
吉娜突然高兴她说：“泰勒什柯娃视察过我们劳改营，知道吗？”
“真的？”
“绝对是真的。他登上营俱乐部的舞台宣布：‘瞧我——看一个女人在我们国家能升多高。再瞧你们自己——看你们堕落得多低。’我们犯人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这样的话我们从看守和哨兵那里听多了，但没想到她也这样说话。一个犯人小声对朋友们说：‘不知那两只宇航狗贝尔卡和斯特莱尔卡返回地面时会不会瞧不起别的狗？’这话一传开，在场的女人们哄堂大笑。泰勒什柯娃坐在那儿，脸涨得通红，感到非常气愤，没想到这些堕落得如此低下的女人竟敢嘲笑她这个太空人。我不知道是否跟这事有关系，反正泰勒什柯娃在劳改营转了一圈后，对这些女人的管制就严格多了。他们开始把监房的窗户用铁格子严严封住，只留一点小缝儿透光。至今人们还在管泰勒什柯娃叫铁格子。你们说，她能为母亲们说好话吗？”
发泄了一通怨恨，朋友们开始转向阿尔宾娜，要她也给大家讲个高尚行为的故事，当然是关于女人的，没人指望她会说男人的好话。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把两个高尚的女人描绘成女英雄，而一个倒霉的男人却被夹在中间。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艺术家，专门为咖啡馆作画，一个在俄国文学研究院普希金研究所工作。一个迷恋作画，另一个献身于普希金。两人都没完没了地攻读专业书籍。我的‘洛莉塔’就是从她们那儿借来的。她俩一个叫丽尔娅，一个叫亚尔娅，是多年的老朋友，大概从孩提时就是朋友。唉，丽尔娅和亚尔娅两人爱上了同一个家伙，而把他介绍给她俩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他是个普通航班驾驶员，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他追过我，但那时我有朋友，所以我就当着朋友们的面损他：“谁稀罕他？”
糟糕的是她们两个看上了他。起初他瞄上了丽尔娅，就是热恋普希金的那位。这位还真有点儿小高雅，满脑子都是诗，老的新的都有，而且自己也写诗。我倒是喜欢她自己写的诗。这可把阿图尔给震了：活灵活现的女诗人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一回。于是，一场小浪漫开始了。由于丽尔娅与亚尔娅俩人好得分不开，所以常常是他们三人坐在一起，要不就一块去看展览，所有的展览都看，有时还在家里朗诵诗。实际上作为女人来讲，亚尔娅比丽尔娅更有魅力：她是大个子格鲁吉亚人，有一双热情眼睛和结实的屁股。因此阿图尔也开始注意她。喜欢聊聊时他挨着丽尔娅坐，突然想跳舞时就找亚尔娅。朋友们议论纷纷，最后得出结论：他自己也不知更喜欢谁。亚尔娅感到有不少男人在追她，周围就不止两个，而没人会看上丽尔娅，除非对她有点了解。因此她对阿图尔说：“我不想破坏你与丽尔娅的关系，所以我们别再见面了。”
她想办法说服了他。这家伙看上去还挺得意，因为这少了他许多麻烦。他把心思转移到了丽尔娅身上。但丽尔娅也决定当英雄：“我知道你和亚尔娅是更合适的一对儿。”
她把亚尔娅请回来，准备了些酒，边喝边说：“显然，你们已经相爱了。你们没地方住，就住在我这儿吧，因为我要到普希金山去一个月。”
说破嘴皮也没法儿让她改变主意。她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当天晚上就走了，还自觉高尚、浪漫。
亚尔娅和阿图尔住进了丽尔亚的房子。等丽尔娅快要回来时，亚尔娅便开始充当高尚的牺牲者：“你呆在这儿等丽尔娅。她回来时发现你在她家里她会高兴的。”
她走了。丽尔娅回来了，她真高兴了一星期，然而一想到亚尔娅的苦楚便又黯然神伤了。
阿图尔有一次在机场碰到我说：“阿尔卡，我怎么办呢？
她俩的高尚快折磨死我了。“
我看着他，这可怜的家伙还真让这件事弄得精疲力荆“快别胡闹了。与其玩儿这种游戏还不如你们三人住在一起算了。要不就逃，阿图契克，快逃吧。”
这家伙思虑再三，终于抛弃了那两位高尚的小姐。后来他告诉我：“我再也不找这样的女人了，我想找另一类女人，她敢把情敌的眼珠子抠出来，决不忍受高尚的痛苦。阿尔卡，我不懂这些优雅的感情，我大概是个粗人。”
“这也不错，是啥说啥。”
最后两个高尚的朋友也翻了脸，倒不是因为男人，而是因为丽尔娅对亚尔娅的一幅画的评论。亚尔娅回敬了她，管她叫普希金狂。两人结下了仇，从此分道扬镳了。
女人们嘲弄了一番丽尔娅和亚尔娅的痛苦，然后接着听佳丽娜讲。
“我要讲的是发生在我一位朋友身上的一个真正的奇迹。
也是劳改营的故事，但不像吉娜讲的那些那么可怕。“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断言，一个人会为另一个人创造出最难以置信的奇迹。
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列宁格勒艺术家刚从劳改营获释。她带出来一些铅笔画，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画都是在零碎的各色纸片或硬纸板上画的。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找她，她让我们看了这些画，都是现实主义的素描。其中一小片硬纸上画的是沼泽地中一枝盛开的茶花。题词是：“为了你一小时的自由，我宁愿献出生命。”这幅画我看了好一会儿，因为它与众不同。玛莎——就是那位艺术家——注意到了我，她问：“想听这幅画的故事吗？”于是，她给我讲了如下的故事。
玛莎待的是罪犯劳改营，一千五百名罪犯中就她一个政治犯。这个劳改营的看守十分残暴。他们把女人当牛马对待，欺侮她们，打她们，有时甚至强奸她们。但有个年轻军官——女人们给他起了绰号叫纳赞斯基中尉（在俱乐部看过电影《古波林的决斗》后给他起的）——不吓人，也不遭人恨，相反，犯人们都尊敬他。或许这只是由于他同人谈话时总用“您”
这个礼貌的字眼。他原在附近的火箭基地服役，因犯有过错而被贬来劳改营工作。他得在劳改营呆两三年，而他又特别讨厌这里，所以就拼命地喝酒。
玛莎在劳改营一出现他立即就注意上了她，并试图与她交谈。但玛莎恪守格里耶多夫的信条：“上帝让我们避免最悲惨的灾难——主人的恨或主人的爱。”所以她避免与官方人士的任何私人接触。
大约一年过去了。玛莎与其他犯人正在地里干活，纳赞斯基中尉突然告诉她：“昨天我从‘美国之音’上听到了有关你的节目。这个节目的标题叫：‘为了一小时的自由我愿献出生命’，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标题吗？”
这次玛莎决定回答他，因为他信任她：他竟然公然承认，他，一个警卫劳改营的军官，收听了敌台广播，这是为当局所禁止的。
“那是我们游行示威时常用的口号，引自一位十二月党人。”
“你们真把自由的价值看得这么宝贵吗？”
“是的，毫无疑问。”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犯事坐牢呢？我简直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现在你已完全失去了自由，不是吗？”
“不，不完全是。我还有内在的自由。”玛莎回答说。
“不。我不理解。我猜想，要是你从这里出去你还会犯事，他们还会把你抓进来？”
玛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次可能是在试探她。她只是微笑了一下，中尉领会了她的微笑。
“你愿意让我告你最近‘美国之音’还说了些什么吗？”
“告诉我吧，只要你愿意。”
纳赞斯基把从美国电台上听来的所有消息都告诉了她。
从此以后，他每星期都要来一两次，趁她干活的时候把那个大世界的消息告诉她。
又一个春天来了，玛莎还在劳改营。好长时间以来她都在想家，想得要死。她开始患严重的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