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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灾难又一次降落到因“中间人物论”而遭到批判的荃麟头上。1968年初，荃麟被抓走了。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葛琴，预感到荃麟的问题一定要株连到她，她做好了一切准备。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小琴照例从北京大学回到自己的家，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葛琴对女儿说：“情况可能还要恶化。如果下个星期你回来看不见我了，就一定要照顾好弟弟，把家维持下去。相信我，我是对得起党的。'噶琴的话不幸而言中，当星期六小琴再次回家时，院子里死一般的静，连喊了几声妈妈，却没有回音。
从此，葛琴就在干校的“牛棚”里，过着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孩子们则飘散四方，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荃麟关在什么地方，一家人谁都不知道，也无从问个明白。一个战争年代几经分聚离合的家，就这样又被拆散了。孩子们到处寻找父亲、母亲；身陷囹圄的葛琴，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默默地祈祷和祝愿“荃麟啊，荃麟，你可要多保重！留得一个青山，好为人民多做些事情！”她和孩子们的分离，甚至是撕人心碎的分离，并不是罕事。在过去的年代，是常有的事儿。那时，他们随时都有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孩子们也随时有成为孤儿的可能，但那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过去，毕竟是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区啊！
漫长的四年过去了，等待着葛琴的何止是暂时的分离，而是永远的离别。荃麟终于没有熬过漫漫长夜，含冤去世了。葛琴却留在人世间，以她特有的刚毅和坚强，经受着煎熬，支撑着活下去。就在荃麟逝世不久，葛琴也病倒了。她的病势十分严重，等到把她送进医院的时候，完全治愈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小琴接到母亲病危的通知，匆匆赶到医院，只见满头白发，双目失明，瘦得变了形的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当葛琴听到是自己几年不见的女儿进来时，她无声地哭了，艰难地伸出一只手，把小琴的身体摸了又摸，她要用自己的双手，摸出女儿这几年来所经受的磨难；她要通过这双手，把母亲的温暖和坚强，传给自己的女儿；她要告诉女儿，曲折的道路还没有尽头，要挺着胸膛活下去。接着，她着急地示意，叫人从枕头下拿出一件新的白的确良衬衫给小琴，这是她珍藏了几年的一件东西，是她唯一能够给女儿的迟到了几年的结婚礼物。小琴抑制住悲痛，辛酸地接过它。回到家，忽然发现口袋里有东西，一摸是五十元钱，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这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从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里节省下来的，这是一颗纯洁、善良的母亲的心啊！
在医院，对葛琴的看管放松了些，葛琴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见到一些病友，他们不仅给她带来了兴奋和安慰，而且带来了信心和力量。“活下去，就是胜利！”从此，她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好起来，每天顽强地扶着床练习走路，认真地向病友们学说话，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同病房的人，有人偷偷地为她落泪。正在她的病情稍见转机的时刻，接到了出院通知。从此，她用语言表达思想的机会便永远丧失了。偏瘫失语，成了她终身的残疾。女儿小琴看到母亲病成这个样子，想把母亲接回家去养病，但专案组竟无情地回复说：“病情要服从案情。”葛琴又一次住进了“牛棚”，一直到1974年。
二
葛琴，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每一个脚印，都量出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每一篇作品，都跳动着她那颗高尚、坦荡的心。她出生入死，无私无畏。从大革命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她的足迹踏遍了半个南中国。
葛琴生于1907年12月24日，江苏宜兴了山镇人。她的父亲葛沐春，是一个开明的文化人，年青时曾进师范学堂读书，后在家乡创办了山小学，自任校长十六年。为了谋生，也曾开过陶瓷作坊。宜兴的高利贷剥削是很重的，幼年的葛琴，目睹了高利贷剥削的残酷，逢年过节，母亲要出去躲债，天黑才回家，从此，在葛琴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憎恶剥削，同情被压迫者的种子。葛琴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她是长女，由于父亲的思想较新，又是小学教员，所以能够冲破女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呆在深闺大院的封建枷锁。葛琴是全村第一个上学读书，第一个剪短发的女孩子。十三岁葛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京中学，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供养她上学，所以未能如愿。求知欲十分强烈的葛琴，第二年又考取了苏州乐益女子中学，父亲不愿意让自己的长女过分伤心、失望，便答应了女儿的要求。为了筹借学费和路费，只好让女儿给城里一个姓鲍的做寄生女，这笔钱，直到葛琴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还清。进入中学后，葛琴更加发奋学习，尤其是数理化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是学校的活动分子，爱好体育运动，是校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会舞少林棍，和另外一些舞大刀的同学经常在一起，习武练棍，很引人注意。葛琴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景贤女子中学，接触了进步的老师和同学。朴素的阶级觉悟，成为她接受马列主义的最好土壤。在学校任教的张闻天，是她政治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由张闻天介绍，她进入上海大学，并兼做工人夜校的教员。1926年秋，葛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成为一只“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得意洋洋地飞掠着”。
葛琴一经踏上革命征程，就不是一个孤独脆弱的女子。她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中间寻求知己，结识朋友，在他们中间磨练意志，摔打筋骨。她深深地扎根在工人群众中，把党的指示带到他们中间去，把革命的火种播在工人心田，赤贫的工人，把她看作是启蒙老师。她在工人阶级的怀抱中成长，铸造了大胆、泼辣、无所畏惧的坚强性格。
1927年回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转而进攻江西、福建、浙江，和军阀孙传芳交战。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进军，决心打开上海大门，以武装起义夺取上海。葛琴在三次武装起义中，不仅是光荣的参加者，而且是勇猛的斗士。在起义前的示威游行中，她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与工人一起，秘密运送枪械、文件；在密集的骤雨般的街垒战中，她和夏之栩等人一起，往火线送去一袋袋的烧饼和大桶大壶的开水；她们还用沙包之类的东西，筑起临时救护站，随时抢救受伤的工人纠察队员。工人纠察队员们，把她们的英勇行为，传为佳话，称她们是“三剑客”——女中豪杰。
1927年，“四·一二”政变当天，上海十万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要求归还武装夺回总工会的示威游行，葛琴在游行的行列中，与战友们手挽手，肩并肩，昂首挺胸，高呼口号。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蒋介石下令开枪，屠杀工人群众，造成血流成河的惨状，葛琴目睹了这一切。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革命出现暂时低潮，葛琴和许多优秀的革命者一道，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战斗。
大革命失败以后，葛琴在上海、江浙一带做共产党地下工作，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内部交通员，并先后以公开身分在暨南大学附小、浦东新陆师范附小，宜兴丁山小学等校做过教员，后又在杭州城西小学、裕成小学做校长，因斗争需要，她经常变换名字，曾用葛允斐、葛韵焦等。在此期间，她接触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阅读了不少文学书籍，产生写小说的欲望。1932年春在朋友们鼓励下，开始了最初的创作生涯，她的第一篇小说《总退却》，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
葛琴在回忆自己写《总退却》时说：
我写小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开始的、那在“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