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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校学习时，她的小脚得到了解放。这时，“我初次看到莫泊桑的《二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我被这些爱国的故事所感动，对新文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是怎样写作的？》）从此，她最喜欢读国文，每次作文课，她总是第一个交卷，而且比别人写得长，写得好。每次寒暑假，父亲教她念四书、五经，给她讲《史记》，但母亲总是在她耳边唠叨出嫁的事，或讲女人读书无用，毫不心疼地侵占她的宝贵光阴，要她绣花、纺纱，为此她曾暗暗悲伤，小小的心田已经埋下了苦闷的种子。
当她十三岁的时候，转学到新化县立女校。这个学校的国文教员特别提倡读文言，但并不反对学生写白话。她回忆说：“我读小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二哥在山西大学读书，他寄来一本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我看了非常感到兴趣，自己也很想学着写，但是看了胡适论短篇小说，我又没有勇气下笔了。”
“五四”运动前后的学校，都很注重讲演，那些思想解放、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少年，一般都能登上讲坛，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各种问题的看法。有一次，谢冰莹上台后，一紧张，口吃起来，只说出了要讲的题目，却没讲出一句内容。她争强好胜的自尊心受到挫伤，感到羞辱而要自杀。但经过这次打击，她的胆量却一天天大起来，口吃的毛病反而没有了。
1920年，她转到一所离家有四百多里、特别重视英文的教会学校——益阳信益女于中学（现为益阳市第一中学）。学校地处资江之畔，——益阳城内南门附近的五马坊，对面有桃花仑。江水、渔船、葱郁的山林，织成那里十分美丽的景观。她常在熹微的晨光里为欣赏愉悦心灵的美景而耽误点名和做祷告。提到祷告，那是最使她头痛的事。谢冰莹说：“我并不反对宗教，而且主张信仰自由，但我不赞成崇拜偶像，耶稣为民众谋幸福而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精神是伟大的，我们尽可崇拜他的伟大，学习他的精神，并不需要一天到晚做什么祷告……实在没有意思。”为了不做礼拜和在国耻日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这位思想激进、只有十四岁的少女，终被学校开除。但在1921年暑假，她又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父亲亲自送她由蓝田乘船到长沙。
在新的环境里，她对文学的兴趣像酒一样愈酿愈浓，文苑里争芳十艳的新文学之花，诱惑着她那颗入了迷的心。那时，“除了上课，所有余下的时间，我都消磨在图书馆里，又因我有一个时期担任图书管理的职务，看小说的机会更多，而且每次购到新书的时候，我总有优先权阅读。那时我崇拜的作家是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小仲马等。王尔德和爱罗先珂的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的小说，我最喜欢看《水浒》和《三国志》。《红楼梦》虽是一部小说，但对于林黛玉的哭，并不能引起我的同情，而贾宝玉那种傻头傻脑，只知道和女孩子玩的态度，我常骂他没出息。”“……我爱看哀感悲壮的小说，就是看戏看电影也一样，我不喜欢看那些结局大团圆的，而喜欢看结局悲惨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小仲马的《茶花女》和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朱淑贞的断肠词，成了我最爱的读物……”在女师，她的国丈老师是翻译家李青崖，在文学创作上，不时给她以点拨；但她用心血写的万余字的小说《初恋》，李先生却不给她看，并说当初福楼拜教莫泊桑写小说是从短篇入手他才成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李先生没给她改稿，颇使她伤心且记了“仇”，再不交作文，期末结算成绩时，她的作文是零分。这件事，她写进了《一个女兵的自传》里的《作文打零分》一文中。1943年与李青崖先生邂逅时，她心里难过，直向李先生道歉。后来，她在《李青崖》这篇散文中写道：“就在那梦一般的相遇，梦一般的心境里，我了解了李先生的宽宏度量，了解了他的慈爱心肠。”另外，在写作上她还受到编辑《通俗日报》副刊的三哥的鼓励，这不仅使她的写作兴趣更高，而且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学时期，谢冰莹有两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她们写了许多小说、散文和新诗，还天天写日记，但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连国艾老师都不知道。这种刻苦练习，使得她文思敏捷，笔锋流利，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二年级时，在长沙《大公报》幅刊上以“闲事”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刹那的印象》，那是她第一次与社会见面的处女作。这篇散文描写一个师长的太太买了一个丫头，要她们品评她的好坏，当时她极为气愤，连这位太太的饭也没吃，跑回学校就写了这篇文章，第一次用文字公开了她的正义感和社会思想。从此，她对文学的爱好更进了一步，但并没有想到将来要当作家。她的父亲却不然，对女儿的希冀与日俱增，总是孜孜不倦地培养她，教她唐宋八大家的诗文，并常常对她说：“孩子，你要成为道韫班昭第二，史续兰台祈异日，我把这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二
革命，像春潮，席卷南方，直捣军阀的巢窠。许多有识之士，热血的青年，都投入了这场革命。
如果你不参加革命，你的婚姻痛苦解决不了，你的文学天才也无从发展，为了你将来的前途，从军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谢冰莹的二哥，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他的妻子又丑又恶，但他不能离婚。他爱母亲，所以不敢违母命，宁愿自己牺牲，但他同情妹妹，怂恿、支持她逃婚。当他从报上看到中央军校招收女兵的新闻后，急忙跑到学校告诉妹妹，要她赶快报名，并讲了以上那些坚定她出走当兵、逃出封建樊笼的话。后来，她感慨道：“我是多么感激二哥呵，我得到了生的启示，发现了光明。”于是，1926年12月16日，经过许多曲折和艰苦来到武汉，投入革命的洪炉，在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女生部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与她同时受训的二百多女同学中，有小姐、太太、生过三四个孩子的母亲，还有母女两代人，不少人是小脚，“她们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背着枪，围着子弹，但是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扭一拐”，然而她们是勇敢的新女性，都是牺牲了家庭享受和学校舒适生活而来到有着铁一般纪律的军事集团来受苦，来锻炼身体和精神的。谢冰莹热爱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
1927年，她随中央独立师叶挺副师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狂风、淫雨不能阻止她们前进，“只觉得明天就是暖和的晴日，血红似的太阳，前面是光明的大道，美丽的花”，“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谢冰莹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这就是她那时高昂的精神境界。西征途中，她利用行军与作战的间隙，或在白天休息、晚上睡眠的时间，往地上一坐，把两膝并拢一起当桌子，把她北伐途中的经历，所闻所见所感，废寝忘食地用火一样的热情急就成章，这就是她的成名之作——著名的《从军日记》。
这些日记体、书信体的文章，表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反映了青年们的爱国热忱，人民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思想、感情及其艰苦的生活；她们从被封建锁链捆得紧紧的家庭里逃出，经过侮辱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小脚到天足，然后“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她把《从军日记》投寄到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笔孙伏园见到后极为兴奋，就陆续把这组文章刊登在从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的副刊上。《从军日记》立即轰动了文坛，接着林语堂把它译成英文，也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连载，后又有法、俄、日、朝鲜等文的版本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