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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去延安，须有不怕杀头的胆量。李纳说：“我认为，为了真理，任何困难都无所畏惧。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中那位女主人公给了我勇气。我充满着同旧生活决裂的精神，决定闯出云南。但云南离延安实在太遥远了。当时交通困难，我又从没有出过远门，再加上我有婚约的束缚，万一被发现，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我抓缚回来。我姨父说服母亲，她心软了，决定让我走，并向我提供路费及一切需要的方便……”于是，在194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她离开了四季如春的昆明，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汽车在大路上跑，两旁的加利树向后面飞，她激动地站起来，但心里没有离情别绪，只有幸福！她微笑着，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自己是一只飞出樊笼的自由鸟！
延安，像陕北高原健壮的母亲，张开双臂，拥抱一位热烈地爱着她的青年！
李纳到了延安，被分配到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学习。那里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一切强调集体。她们穿布军装，同睡一铺大炕，坐在露天底下上课，集体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讨论为什么到达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
李纳是抱着一种浪漫的幻想投奔革命的。但很快，她发现这个革命集体里一部分规定死死地限制了她的自由。同学们找她谈心，鼓励她进步，热情地帮助她克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慢慢地，慢慢地，习惯了，进步了……
延安，那是个革命家庭，组织上很注意大家特长的发挥。她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被送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她说：“那时是我求知欲最强的时期。我很喜欢这个环境。这儿学术空气很浓，读书成为共同的需要。鲁艺图书馆藏有许多世界文学名著，我贪婪地读了俄罗斯作家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的重要作品、差不多读完了屠格涅夫作品的全部翻译本，我觉得他的作品像露水一样晶莹。这些作品有的是手抄本，放在半山坡的资料室。每天早上，草草吃完小米稀饭便往资料室奔去，资料室还上着锁，门口已经排了长队，等管理人员一开门，大家一拥而上，以便抢到一本好书……”在光线暗淡的资料室里，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泥做的凳子占满了，就站在墙角阅读。陕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实在伸不出手，就将砖头烧烫，塞在棉被里，盖着半截身子读书。李纳在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着，但这样的日子不长，几个月后，延安整风开始，一切课程停下来，图书馆和资料室封了门，读古典文学名著成为被批判的行为。每天召开批判会，写检查、写自传，这样持续了几年，直到1943年底才告结束。鲁艺办学方向和办法被批判为“关门提高”。音乐系和戏剧系合并，变为秧歌队，文学系实际上已不存在，有的去三边，有的去陇东，都改了行。鲁艺变成了延安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下属工业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一部分学生参加工会和农会，专门纺线、种庄稼。李纳被分配到延安中学教语文。她是带着革命虔诚的感情去从事教育工作的。当时，年轻的李纳，思想单纯，脑子里没有多少私心杂念，只要对革命有利的事，她就去做；她觉得，为革命培养新一代是一项神圣的任务，甚至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孩子。当时，她每周六小时语文课，除了备课，批改作文，就是管理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李纳回忆说：“这些孩子都很聪明、活泼，多是经历过不少苦难才辗转来到延安的有名的烈士的遗孤和干部子女，也有参加过长征的连级干部，我和他们结成难忘的伙伴，我教他们，但也从他们那里受到教育。后来，他们大多都曾在苏联学习技术，成为中国后来许多单位或企业里的技术骨干，有的当了大领导。如果说，我也有点安慰的话，每每想起他们，便是我的最大安慰……”在延安中学，她一直工作到抗日战争结束，度过了一生中甚为难忘的日日夜夜。
1945年8月15日那天深夜，大家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不用召唤，人群从各个山沟和窑洞里涌来，毫不吝惜地撕下棉袄，扯出棉花，蘸了油，点上火把，汇成光明的河流一起涌到新市场、桥儿沟的街上。卖果子的叫着：“吃果子，吃果子，不要钱啦！”狂欢的人群中有的吼着：“回老家啦！回老家啦！”火把照亮了延安的山山水水，直到东方破晓，游行才算结束。她有一位同学高度近视，一刻也不能离开眼镜，但回到窑洞才发现，狂热的游行中，不知什么时候失掉了镜片而竟没有察觉。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延安带来了新的变化。“到新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开辟工作！”就是当时的战斗口号。大批大批的干部涌到前方，李纳也怀着迎接新生活的豪情，在“八·一五”的后几天便动身去东北。
李纳不是东北人，但她和东北人一样，那首著名的流亡歌曲《松花江上》一直响在她心里。
东北的十月是美丽的，虽然那里处处有侵略者铁蹄蹂躏的伤痕。
经过革命生活锻炼的李纳，胸怀广阔了，感情浓烈了。东北山水的粗犷美和云南那种四季如春的细腻美，在她心里织成一幅辽阔、壮丽的画卷，这就是伟大的祖国！
到了东北，她分配到《东北日报》当副刊编辑，一同工作的还有作家陆地，领导是严文井。那时，她在严文井和陆地的鼓励下，开始到铁路工人和市民中采访，也采访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生活。杨靖宇将军的事迹和他的壮烈牺牲使她无比感动，于是写了几篇关于抗联的散文，发表在《东北日报》副刊上，这是她创作生活的最初尝试。1946年，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当时，他们住在佳木斯，力量弱，加上土匪的搔扰、破坏，解放区很不巩固。中共中央发出“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后，东北局由各机关抽调一万二千名干部，下乡搞土改。李纳被分配在哈尔滨近郊，了解了农民的苦难，把她所目睹的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分配胜利果实，送子参军等令人激动的场面，用散文、报告丈学等形式写出来，发表在《东北日报》和《东北画报》上。
1948年，东北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提出应该有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产生。当时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更具体地提出：好作品应该用两把尺子来量，一是群众喜欢，二是干部喜欢。这些话，对李纳产生了影响，她认为，这就是普及与提高的统一，就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那样的作品。于是，她以记者的身分到东北最边远的鸡西煤矿采访，随身带了赵树理的作品，还有菡子的《纠纷》，力图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写出群众喜欢的作品。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鸡西煤矿，设备落后，天天有大小事故发生，他们只要煤，不要人，不管中国工人的死活。李纳当时在一所专门为提高矿工阶级觉悟而办的矿工学校里住了两个月，遇到过两次诉苦课。她回忆说：“每次诉苦，有的捶胸顿足，有的放声痛哭。诉完苦一两天内，工人饮食减少，饭总是剩下大半桶。有一天，我听说煤矿'冒顶'，即刻赶去，才到矿口，便看见从矿内抬出几个烧焦的尸体。啊，多么让人心碎！我忍不住背过身去，痛哭失声！这些为了给别人光明而自己在黑暗中生活的人，使我终生感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只要看到煤炭，仍然忆起那烧焦的身体。煤，是用生命换来的！”
矿工最受压迫，苦大仇深。在矿山解放后，矿工们拿起日本杀他们用的刀枪，纷纷参加了解放军，矿工少了，但人民要煤，解放军要煤，于是补充新工人，改造新工人，便成了重要任务。李纳根据矿山生活的直接观察和一些间接材料，创作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煤》（1948年，《东北日报》）。这篇优秀小说就是写哈尔滨一个有名的小偷黄殿文。外号叫“无人管”。他蹲过好几次监狱，但他毫不在意，他说：“监狱就是我的家，长久不来还想它呢！”他行窃的人生哲学是：“皮袄谁穿谁暖和；吃饭谁吃谁饱。”这名小偷被判刑后，送到矿山劳动改造，经过工会主席和群众的反复耐心的教育和帮助，终使好吃懒做的小偷成为新人——工人阶级的一员，认识了煤的价值：“咱们现在吃煤、穿煤，国家用的是煤，那一家离得了煤？煤真是宝啊！”这也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