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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君忘不了故乡的山水，自然更忘不了故乡人，忘不了亲爱的父母、尊敬的老师、异姓姐妹，甚至长工和乞丐。她把她的满腔思念，一片至情，溶铸到每一篇作品里。不同的是，一般作家是一篇文章写一个人，她是一篇文章一个重点，通过许多篇章，集中许多重点，写活一个真人。这种效果，表现在写母亲时最为成功。如《母亲新婚时》，写母亲的爱情和婚姻，她与丈夫虽是“亲上加亲”，爱情却发生在婚后，突出母亲的娇羞、温柔和顺从。《母亲那个时代》，写她一天到晚为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爱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劳和容忍；《母亲的偏方》，叙母亲能用各种偏方治病，简直是一位“全科医生”，而这一切都是从外祖父那儿零零碎碎学来的，说明母亲的聪明干练；《母亲的手艺》表现母亲的多才多艺；《母亲母亲》述母亲对女儿既严历又温和的教育方法；《髻》写母亲的幽怨，因为做官的丈夫把本应给她的爱转移到姨太太那儿去了；《毛衣》写母亲对女儿的慈爱。《母亲的教导》写母亲如何注重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教导自己的女儿。除了这些专外，在其他散文中，在写别人的同时，也给母亲一些侧写。如写母亲待长工和待家人，她甚至帮阿荣伯成了家，并让他们夫妻双双住进潘家（《阿荣伯》）；她也善待奶妈，把一对金手镯分赠给奶妈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儿（《一对金手镯》）；即使对乞丐她也充满了同情心（《三划阿王》）。读者可以从专篇或其他别篇有关的侧面描写中，多角度地发现她勤劳、刻苦、节俭、善良、容忍、慈悲的品德，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和三从四德和旧式妇女的形象，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这种连环画式的写法，不啻是对散文艺术的一种创新。对外祖父、老师、阿荣伯的描写，也采用同一手法。《外祖父的白胡须》中的外祖父，既是私塾老师，又是义务郎中，对一切人都亲切和气，甚至连蚂蚁虫类都要“保护”，他抓到小偷也不打骂，反而送小偷两块银元叫他做生意以改邪归正。为了“最蹩脚”的戏班子能演下去，他特地带外孙女顶风冒雪去“捧场”，“拼命拍手叫好”，最后还给戏班子一块银元，“让他们买壶酒，买斤肉暖暖肠胃，天太冷了。”《红纱灯》则着重通过外祖父因才施教，寓教于乐的教育方法，希望把染有坏习惯的五叔教育成为力求上进的青年，突出外祖父不同凡响的智慧与热切心肠，我们也从这些不同的篇章里，看到了这位活神仙的方方面面。在怀念老师的散文中，《春风比雨》、《鹧鸪天——怀念夏承焘师》这两篇文章，将风流倜傥的大词人及与人迥异的教育方法与教育实践，写得丝丝入扣，而《一生一代一双人》则体现老师对师母的理解与体贴，从另一，角度显出老师的高尚人格，心地善良；《吾师》，把三个老师为教、为文、为人层层衬出，突出三人不同的学识、个性和风格。把一个雇工和官家小姐的美好关系写得那么动人，华人作家中只有琦君。如《第一双高跟鞋》、《阿荣伯伯》，阿荣伯伯的“学得能干点，要自己打天下”的叮嘱，倒不像雇工对小主人说的话，而是长辈对小辈的关切。怪不得他“仁慈慷慨乐于助人的性格，给我少年时代不少的启迪”了。
国内有些评论文章，只字不提琦君父亲写的散文，只是在别的文章中提及父亲对母亲的无情。其实琦君也很爱父亲，专文有《父亲》、《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在其他写母亲或母亲、父亲、姨娘三角微妙关系以及父亲对“我”的挚爱之类散文中，父亲的形象也是亲切鲜明的，如《小梅花》、《杨梅》、《酒杯》、《鲜牛奶的故事》、《喜宴》等等。琦君通过儿童的视角，将父亲弃官退隐后的心态，以及对种田人纯真的友谊（《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晚年对母亲的理解、深情和愧疚（《杨梅》），以及对“我”的挚爱（《喜宴》），写得那么细腻，那样鲜活，那样生动。而《父亲》的构思尤其独特。文章一开始，作家就为父亲造型：“每回听到马弁们一声吆喝：'师长回府啦'”孩子们远远偷看到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父亲。“我”和哥哥，只是怕他，不敢亲近。待父亲因反对军阀内战而自动退隐闲居以后，父亲不再穿军装而着一身蓝色长衫，不像显赫的军官而像诗人学者时，“我”就感觉亲近多了。尤其是哥哥死后，父亲从北平回到杭州，“我”也由远远的“偷看”到“靠在他怀里”，为痛悼哥哥而与父亲相对痛哭。在这里可看出作家组合素材的高超：从形式上实质距离的拉近到感情距离的拉近，承接得天衣无缝，同时也借此将父亲的显赫、威武、悲愁、慈爱一一展出，既树起父亲的高大形象，又写出父亲丰富的内心感情。
在写人的单篇散文中，有人把《一对金手镯》当成小说，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有鲜活的人物形象，严谨的结构。事实上琦君写人的散文，都小说化了，如《父亲》、《髻》、《红纱灯》等。所以这也是一篇小说化了的散文杰作。因为它是绝对真实的。琦君是独女，母亲爱之如掌上明珠，怎肯交与他人？据说是因为她一头浓发，听人说送与奶妈抚养才会健壮成长，迷信的母亲就让她与乳母之女阿月同吸乳汁。一岁半后，她被母亲接回，母亲拿出一对金手镯，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她手上。七岁时，这一对小姐妹又见面了，一样童稚，一片天真，并不感到她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可是十八年后，当她们再见时，阿月竟当面喊出：“大小姐，多年不见了！”如同鲁迅的《故乡》中的闰土喊“老爷”一样，震颤着作者与读者的心。“鲁迅以他超越常人的冷漠，以极度悲悯所压缩成的冷漠，维系他古典的节制；琦君则以她静谧的诗词含蕴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杨牧：《留予他年说梦痕·序》）。这一声喊，一下子拉开了她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点出她们不同身分地位。正因为琦君“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她对这“大小姐”的喊声也作了与鲁迅别样的处理，她不许这样喊，而且当晚，这位官家小姐、女大学生还执意与带一小女儿的贫苦农妇睡在一张床上，畅谈别后详情，关心她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