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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在常德战役中牺牲的师长、黄埔四期生彭士量和儿子的合影1936年10月5日，黄埔生关麟徵、刘戡、王敬久、孙元良、夏楚中、贺衷寒、宋希濂、陈琪以师长职务由少将晋升中将。至抗战爆发前，黄埔生桂永清（1936年10月22日），蒋伏生（1937年5月2日），霍揆彰、李树森（1937年5月21日）也先后以师级军官晋升中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地方部队开始整合，部队进行扩编。晋升中将的门槛随之增高，抗战英勇的黄埔生李仙洲（1938年3月1日），陈铁（1938年5月10日），黄维（1939年6月6日），王仲廉、李铁军（1939年7月13日），陈沛（1940年12月2日）均以军级军官晋升中将。还有许多黄埔将领慷慨殉国，追赠中将的有：第54军军长陈烈（第1期）、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第3期，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殉国的第一位高级政工人员）、第2军副军长郑作民（第1期）、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第3期）、第73军暂5师师长彭士量（第4期）、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第6期）、第10军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第4期）等。而壮烈殉国后追赠少将和未获追赠的黄埔将领不胜枚举，主要有：师长王竣（第3期），副师长胡义宾（第3期）、梁希贤（第5期）、王剑岳（第5期），军参谋长吕旃蒙（第5期），旅长黄梅兴（第1期）、蔡炳炎（第1期）、吴继光（第2期）、高致嵩（第3期）、易安华（第3期）、朱赤（第3期）、官惠民（第4期），师参谋长姚中英（第2期），副旅长杨杰（第4期），团长王润波（第3期）、谢晋元（第4期）、罗芳桂（第4期）、陈文杞（第5期）、刘眉生（第5期）、杨家骝（第5期），等等。
1939年8月4日，胡宗南晋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10月2日，关麟徵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比关麟徵的晋升快了50多天，两人把其他黄埔同学远远甩在了后边，直到1941年王仲廉、王敬久等才升任集团军总司令。
黄埔一期生侯镜如在校庆大会上（1984年摄影）1944年12月，第1战区司令官陈诚因为调不动胡宗南的部队，被迫调任军政部长，胡宗南升任第1战区司令官，他是黄埔生中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战区司令官。
抗战后期，一批在抗战中脱颖而出的黄埔后起之秀得以加入中将行列，同时晋升中将的门槛再次增高。后来居上的黄埔一期生杜聿明（时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以悍将著称的黄埔第3期领跑者王耀武（时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越跑越慢”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时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于1945年2月20日晋升中将；之后还有范汉杰、丁德隆、陈大庆（1945年3月8日）、董钊、李文、刘咏尧（1945年6月28日）也以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而晋升中将。
抗战后进行的国民党军整编，使得大批国民党军军官退为预备役，非嫡系的黄埔生军官在退役和解职后进入中训团学习之列，最终酿成震惊国内的哭陵事件，参加的黄埔生主要有黄鹤、李模、祝光谦、谢清灏等。虽然蒋介石在事件后给一些军官安排了军职，但许多人最终还是退役回家，这些黄埔生为自己站错队付出了代价。
1946年国共和谈后不久，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转向内战，拥有40余万精锐部队的“西北王”胡宗南，第一个又是惟一一个军事集团的黄埔生首领，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加上将军衔的黄埔生，曾经风光一时，光焰万丈。但是，随着全国解放步伐的加快，他的数十万大军兵败如山倒，迅速瓦解，在成都战役中老本尽失，1950年由西昌只身逃到台湾后即遭弹劾，不久就从人生峰巅迅速跌落，只能化名秦东昌任浙江省主席兼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死后蒋介石惜其忠，特追赠一级上将。
俞济时在集团军副司令任内因指挥失误被调任军长，度过一段低谷后，于1942年11月升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任期长达15年，他于1948年1月晋上将缺（享受上将军衔待遇），使其重回黄埔生“拜将”集团的第一梯队。
除了桂永清、胡宗南、俞济时以外，还有几个离上将军衔距离最近的黄埔生。关麟徵曾被委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等上将级官职，但因与陈诚矛盾的公开化，最终与上将之衔擦肩而过，心灰意冷的关氏迁居香港，过起了隐居生活。杜聿明身兼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要职，却最终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也与上将之衔无缘。
范汉杰在胡宗南推荐下，长期担任其副手。1942年接任胡氏之第34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底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1946年9月任陆军副总司令，1948年任东北“剿总”副司令，10月被俘，这位黄埔一期生更是与上将之衔的缘分太浅。
国民党军中强调辈分，在黄埔生中大一期就压死人的情况下，第3期毕业生王耀武凭借着抗日的赫赫军功，有老长官俞济时提携，1944年升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任第4方面军总司令，并打造出国民党军王牌军第74军，进入黄埔生“拜将”集团的第二梯队，实属传奇。济南战役时，王氏丢下仍在战斗的部队，化装逃亡青岛，最终仍不免在战场附近被俘。
陆军副总司令罗奇（第1期，广西容县人）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广西老乡关系。他在早期的仕途平平，1943年才任第37军军长，一年后即因战败被撤职，后又出任京沪杭警备副司令。1949年9月被时任代总统的老乡李宗仁委任为陆军副总司令，1950年去台湾，蒋介石重新整军时因为是黄埔生，仍然留任，但因为是李宗仁提拔的“广西乡亲”，也就再没有晋升的机会，所以他在陆军副总司令的任职上一干就是16年。
黄埔六期生、新六军军长廖耀湘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统系统，基本上也被黄埔生所掌控，这些人以专横霸道而著称于黄埔同学之间。“军统”源于复兴社特务处，戴笠任处长，副处长是郑介民（第2期），郑氏心存不平，一直耻于在后辈戴笠手下当副手，长期不安于事，虽然于1943年2月10日比戴笠早两年正式授少将衔，却有职无权。1946年戴笠死于飞机失事后，郑氏继任军统局长，毛人凤、唐纵任副局长（时人称“军统三巨头”），却发现实权掌握在毛人凤手上，终无大的建树，一年后调任国防部次长，毛人凤接任局长。毛氏是潮州分校第1期毕业生，相当于黄埔第3期，因为与戴笠同是浙江江山人，受到戴的宠信和重用，任内暗杀杨杰，炸毁“泽生号”轮船和“喀什米尔公主号”专机，1957年死于台湾，追赠陆军上将。而唐纵后离开军统，调任警察总署署长兼国防部保安事务局局长，组建起全国统一的警察系统，并对警察部队进行训练整编，去台湾后改任文职。
在国民党空军系统内，黄埔生更是独占鳌头。1931年，中央航空学校成立，这是国民党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毛邦初以副校长之职主持黄埔一期生黄维（右三）、宋思一（右一），三期生宋瑞珂（左一）在1984年校庆时欢聚。校务，他是黄埔第3期毕业生，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原配毛夫人之侄。1933年为了壮大空军力量，特制定空军新官阶以提高空军地位，空军官阶比陆军高两级，毛氏晋空军最高军衔空军少将，相当于陆军上将。毛氏起点高，却不争气，先因为生活作风不检点，所以长期担任空军第一副职，后又因贪污而被撤职。抗战初期，为了培养更多的空军预备飞行人员，决定成立空军军士学校，出任教育长的是黄埔第1期的王叔铭。王曾于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苏联深造，1931年秋回国脱党转投蒋介石。1940年接替周志柔，长期担任中央空军学校教育长，国民党的空军人员大多出自其门下。1952年王任空军总司令，最高官衔至参谋总长并授一级上将。
1948年9月22日，国民党军在大陆最后一次大范围授衔，大部分在职军官都授予军衔，其中授予中将的黄埔生有：参谋本部宪兵司令张镇、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西安警备司令曹日晖、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冷欣、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第13兵团司令李弥、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