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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发展变化，国共两党两种思想与势力的斗争也在逐步发展变化。
1924年7月6日，军校开学仅20天，便成立了特别党部。这是孙中山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具体体现。特别党部作为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须经选举产生。选举结果，蒋介石、严风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5人当选为执委。蒋介石对此是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顺利当选，忧的是5名执委中，除自己外，全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尽管身为校长，但在党部只是一名普通执委，从理论上讲没有特权，自己将来在黄埔军校就谈不上有什么作为宣侠父了。如果按规矩办事，蒋介石本来不能再造次，但他很快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
文件下发后，刚刚入校的第1期学生、共产党员宣侠父提出了抗议。这位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校长老乡，虽然被指定为党小组长，但他十分正规地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军”的原则，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作手中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他要求特别党部应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蒋介石看了报告后，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赶走宣侠父。但考虑此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大局，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
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命令宣侠父写出悔过书，否则将开除出校。宣侠父不仅不写，3天后还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也因为此举，黄埔军校同学录上看不到共产党员宣侠父的名字。宣侠父离校后去了上海，曾任中共临时中央局特科负责人，1938年7月在西安遭国民党特务暗害。
宣侠父勇而退学的行为，那时黄埔的许多人多未能意识到，他所维护的东西正是孙中山当做命脉的“联共”。这是黄埔岛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交手，共产党人却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输了。不仅如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从一开始就被蒋介石弄得偏离了正确方向，也注定了日后的悲剧。
其实，对大多数刚入校的黄埔一期学生来说，他们并不像已有1年多共产党党龄的宣侠父那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和嗅觉，许多年轻人在这时还根本没有党派的概念，像一张白纸，就看向上面涂抹什么颜色了。黄埔军校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重要成果，同时又是培养未来军政干部的摇篮，谁争取到更多的学生就意味着争取到了未来，因此从一开始双方就在发展党员和支持者上展开了激烈竞争。每个黄埔学生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种政治选择的漩涡之中，那些新来的学生没多久就会碰到这种选择和政治动员，许多人会同时收到两党动员发展入党的表格。对这两个党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多数学生在那时肯定说不清各自的宗旨，更说不上两党的区别。如第1期学生杜聿明同时手接两张不同的表格，他略微想了一下，把目光聚焦到了“共产”这两个字上，多年后他在回忆文章中说，他想了半天，没明白“共产”的意思，后来他对“共产”的理解，认为可能是把他老家里的财产归大家所有。把家中财产给别人，他可舍不得。就因为对这两个名称的肤浅理解，杜聿明决定还是先加入国民党，看看情况再说。另外，他又从直觉上判断，国民党是孙中山的党，不会有错，于是就填了国民党发给的那张表。不过，杜聿明可能没想到，在同他加入国民党组织差不多的时间里，他在家乡读书的未婚妻曹秀清选择的却是共产党，正在陕西榆林中学校园内举起右手，向着斧头镰刀的图案和列宁像宣誓。
黄埔第1期学生徐向前回忆说：“第一次上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大家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都成了清一色的国民党党员了。后来一些同志都把这件事当笑话说。”（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27～2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黄埔军校的国民党组织拥有蒋介石支持之便和主义宣传之便，国民党是孙中山的党，黄埔的校歌里就是校总理孙中山的主义，他们发展党员嫌这样一个个去找人入党太麻烦，就干脆在课堂上把入党登记表当成作业发了下去，规定每个人都要填好。教官说的道理很简单：你不是想当革命军人吗，那你就得先是革命党人。于是大家都填了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包括共产党员。当然，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在那时对政治和主义之争不甚感兴趣，虽然被发展为党员，但却并无鲜明而强烈的政治意向。由于中共中央早有决议：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谭平山早就入了，都在国民党中执委当部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所以，共产党在早期黄埔军校中就有了很强的渗透力。又由于军校内有着强大的国民党左翼环境影响，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黄埔军校争取学生能平分秋色。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原来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又填表加入了国民党，而单独新填表加入共产党的人也有不少。周恩来到校工作后，中共党员人数又有了新的发展。
由于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建立开始，就一步步对共产党紧逼，后发展成为清党活动，使得共产党的发展被迫转入地下，而双方的矛盾却开始公开化，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党争的事端。
“两会”的斗争与解散
黄埔军校建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迅猛发展，其影响迅速扩大，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明显复杂，反映在军校内部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也随之尖锐起来。军校内部的斗争，集中反映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大组织之间的斗争问题上。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前身，是1924年八九月间成立的以团结青年军人、挽救时局为宗旨的“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会址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是针对广州商团反动势力日益强大的形势，由黄埔一期“状元”、共产党员蒋先云提出来的。1925年1月23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组成“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2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宣告“青军会”正式成立。“青军会”的宗旨，是以团结广大革命军人，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积极巩固革命统一战线，配合军校的中心任务，开展各种革命活动。“青军会”是在周恩来指导下的，由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核心，组成的革命群众组织。黄埔军校有8名学生当选为“青军会”干部，其中李之龙、蒋先云、王一飞等6人是共产党员。当时“青军会”最主要的负责人，是常务委员蒋先云。他们把所有驻扎在广州的、倾向于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在打击陈炯明的斗争中，“青军会”得到广大青年军人的热烈支持和拥护，参加者甚众，迅速发展壮大，成立1年多时间，会员发展了2万余人，还把教职员中的左派和共产党员金佛庄、郭俊、茅延桢、鲁易等人发展成了会员。
由于共产党员在“青军会”中起了主要领导作用，蒋介石有了危机感。黄埔军校中的右派分子，慑于“青军会”的声威，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在“青军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更是极为不满，于是开始筹备一个与“青军会”分庭抗礼的右派组织。在蒋介石的指使与支持下，于4月间由王伯龄、冷欣、贺衷寒、杨引之等人成立了“中山主义研究社”，当时社员只有30多人。12月底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改名为“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发展至400多人。1926年2月，正式选举出领导机构，冷欣、杨引之、陈诚等9人为执行委员，贺衷寒等5人为候补执委，王伯龄为其后台，躲在幕后操纵指挥。后发展会员5000多人，教职员中的右派何应钦、林振雄、张叔同等人也成了会员。
“孙文主义学会”是以国民党中反共分子为骨干，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一个右派组织，是蒋介石打击排挤共产党人，篡夺黄埔军校、第1军乃至整个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