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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意大利形成对照的是．日本有记录的储蓄显然达到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这个特别高的比例更突出了另一个特点的意义。因为储蓄不只取决于收入水平，还取决于收入的分配；而在所有强国之中，日本的收入分配是最不均的。日本在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受国家控制的银行奉行扩张主义货币政策，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商人，都能得到用于开发国内资源的低息贷款。这笔支出创造了新的收入，在收入不均等的条件下，结果是创造出储蓄，取代了原初国内投资项目借以获得资金的贷款。
然而，国内产量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要看能否获得外国的机器和设备。虽然出口有所增长，可由其收入支付一部分必要进口品的费用，但外汇拮据的情况却不能完全避免。日本和意大利不同，它幸运的是在战后初期还有战时积累起来的黄金和外汇结余可花。当这些结余花完时，它就和意大利一样不得不利用外资，即借助外国人的存款了。截至1929年，美国在意大利的私人投资已达到一亿二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一半投资于公用事业。美国在日本的私人投资达六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五分之四是美国公民在日本制造业中拥有的投资。美国除了在有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外，还为意大利和日本政府在美国出售公债券，为日本出售的债券总额是美国在日本的私人直接投资的八到十倍。外国贷款对日本经济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还可以从这样一点看出来，即在1923…1929年这一时期付给外国人的利息和日本债券债息以及外国在日本的企业的净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些贷款有一部分浪费在进口额外的消费品上了，这部分无助于提高生产能力，但其他部分确实用来进口投资货物，尤其是用来进口工作母机，即用在进口制造机器的机器上的。日本战后时期的工业化虽然不是全部，但却主要靠的是私营工商业家的主动性。人们曾经看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给几乎所有惹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的”是政府。日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办纱厂并把铁路收归国有，其明显的目的是鼓励日本偏僻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在八幡拥有最大的钢铁厂；国家拥有军火工厂、制造军舰的船坞、纺织和成衣设施、一支吨位很大的商船队；国家并同私营工商业集团合办电力公司、无线电公司、殖民地开发公司和银行。在这方面，当时存在着许多政府直接投资的机会，政府可以用借来的外国资本安装机器和设备，并通过“政府开支超过税收”的手段从就业不足的大批大批农业过剩人口中吸收“额外的”人就业。这种扩张政策的真正危险在于，吸收到就业行列中来的额外的人的收入总要同用于购买食物和各种消费品的现有收入相竞争，因为食物和各种消费品的供应从短期来说是不会随着一个新钢厂的建立，一条新铁路的修建等等而以同等步伐增加的。
由于工业生产能力有限而在扩大生产方面出现的暂时性障碍同原料匮乏引起的障碍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日本和意大利许多工业原料都极为短缺。因此，在工业扩张时期（1922…1929年），意大利的进口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多，日本进口额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出口额——其中日本约百分之六十是丝织品和棉织品，意大利百分之二十五是丝织品和棉织品——增加的百分比略高一点。但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收支赤字仍然相当大，用无形出口的收入抵补不了。日本企图制止外汇收支的恶化，因而强行增加出口并通过关税以及更直接地通过限制对被认为是国家经济生活所不需要的交易提供进口信贷以限制进口。但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完全奏效的。在整个二十年代，意大利和日本的外汇收支都有逆差，它们的外汇率始终存在着压力。之所以没有由此而导致崩溃，没有危及国内的工业扩张，乃是由于外部世界准备把存款转移到这两个国家去。
只要外部世界准备为意大利和日本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提供资金，真正限制工业扩张的因素就既不是工业生产能力，也不是原料，而是人力了。人力绝对缺乏的情况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恰好需要的那种劳力，即有知识、有干劲、有技术的劳力却严重短缺。工业就业的先决条件是那些将要被吸收进工业的人应当具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水平，而且，还有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围绕着工业活动的各种服务要顺利进行。运输组织工作效率之低，治安机关及地方和国家行政方面的松垮状态和腐败现象——这一切都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设备和原料——都必须予以克服，才能取得工业的真正进步。在这方面，意大利、日本以及其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是在向前迈进的，但它们的人民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是，组织能力、技能和适应性不及西欧那些比较成熟的工业国家和美国的人民中普遍。这个缺点也抑制了意大利和日本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美国同日本一样，也没有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利影响，美国二十年代人口的年增长率也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虽然是下降的，但仍旧很高。不过相似之处仅止于此。美国在过去就建立了巨大的工业，它有天赋的丰富自然资源，它有高度熟练的工人阶级和朝气蓬勃、富于进取心的实业界和管理人员，他们准备冒险并在技术上应用科学知识和新发现来进行实验。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产量的增长也受到可以利用的生产能力、原料和合适的劳力的制约，不过在短时期内，这些限制远不象欠发达国家那样严重。战后初年的繁荣有助于把它的工业从战时体制调整到平时轨道上来。继繁荣而来的是1920…1921年的萧条，这次萧条虽然严重，但为时不久，因为一旦紧缩通货降低了价格水平，美国企业家对生意有利可图的信心很快就恢复了。无论在国内国外，仍然有待于完成的任务是太多了。工业家开始用更好的机器更换过时的机器，并提出扩大现有工厂的订单，尤其是在电机技术、汽车及化学工业方面，看来所有这些工业都提供了特别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由于人口增长和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高速率迁移而使建筑物和住房建造方面有了投资出路，这就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和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加之，欧洲遭受战争蹂躏地区的巨大重建任务和世界许多地区工业化的巨大任务给国外投资提供了机会。美国的私人国外投资支持了外国对美国机器的需要，这种需求反过来又有助于增加美国的工业产量。
然而——而这一点是美国和正在工业化的较穷国家之间的巨大悬殊——在产品和就业的各个等级上，美国的储蓄都自然增长，不但足以支付国内机器的更新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大，而且还能支付国外的重建和工业发展。美国非同寻常的生产力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来，按平均数计算，从1925到1930年，美国在全世界自然增长的储蓄中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四十二，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占世界储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一到三十五。美国制造业工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可以从二十年代投资景气过程中每个人工时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衡量。即使在1929年，当美国工业产量达到最高峰时，既不能说在可以利用的工业设备方面的障碍使得进一步扩大产量一般说来已不可能，也不能说，劳力供应方面的障碍广泛地存在着。
法国同意大利一样，其某些地区已被堑壕战彻底破坏，战后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工厂和设备、房屋、铁路等等。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法国的人力资源已严重耗竭。为了克服人手的短缺，二十年代法国成了移民的主要接受国，尤其是接受来自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到了1929年，战争所引起的这一可怕差距已经得到弥补，这是多亏移民中年轻男子占着绝人多数。但是，尽管有移民，还是劳力的短缺而不是原料的短缺限制了重建的速度。由于归还了洛林德语区，法国得到了几乎和洛林法语区一样多的铁矿储量，由于暂时获得了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