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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竟成为后来一连串让步的前奏曲，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让步不管大小，同样损害了丹麦人的自尊心。让步的内容是：交出十艘鱼雷艇给德国（1941年1月），采取反犹太措施（1942年3月），从日德兰半岛撤退丹麦驻军（1942年11月），直到签订无耻的“票据交换协定”（1940年12月）。根据这项协定，德国人抢去了丹麦亿万克朗。德国人提出的建议只有一件遭到拒绝：即发行一种德国…丹麦货币和成立一个海关联盟。然而，引起最多抗议的让步却是斯卡韦尼乌斯接受德国的邀请，参加反共公约一事（1941年11月25日）。虽然内阁中有三分之二的成员反对这一步骤，它却得到斯陶宁首相（斯陶宁在晚年越来越屈从于他的外交大臣的意愿了）、斯卡韦尼乌斯本人和他的同伙贡纳尔·拉森以及司法大臣约科布森的支持。此外，巨大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上文提到的这些大臣扬言要辞职，从而推翻了政府，而德国公使冯·伦特…芬克却公然宣称，如果不服从的话，德国就要废除1940年4月9日的诺言，这样，屈服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它在丹麦人民心中引起了一种耻辱的感觉，并使哥本哈根发生了好几天的示威。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驻伦敦的丹麦公使勒文特罗伯爵宣称（1941年12月2日），他无法再认为自己是哥本哈根政府的代表，他仅仅是自由丹麦运动的代表了。同时，他私人打了一份电报给国王，表示他相信丹麦参加这个公约“极易损害丹麦在英国的好名声，并且危及丹麦和英帝国之间的历史悠久的关系”。
勒文特罗的话指的是这一事实，即早在1940年9月，英国的丹麦侨民组成了一个抗战的“丹麦委员会”代表丹麦的利益同英国政府进行联系。哥本哈根政府以前任命的驻伦敦公使参加这一团体，这自然给这一团体的威信增加了很大的份量。此外，在勒文特罗作出这一姿态以前，他的同僚丹麦驻美公使亨里克·考夫曼已经作了一个甚至更为出色和重要的姿态。考夫曼在1941年4月不仅脱离了哥本哈根政府，并声明自己是自由丹麦驻美国的代表，而且甚至主动同美国缔结了一项条约，使美国能够使用丹属格陵兰岛上的基地。丹麦政府觉得不得不把他撤职，不承认那个协定（虽然他们后来默认了它），但是，美国政府继续把他看作丹麦的合法代表。不久，大多数驻自由国家的其他丹麦代表，包括勒文特罗在内，都仿效他的榜样。丹麦和自由世界的另一种联系就是逃出侵略者魔爪的五六千名丹麦商船的船员，这时为盟国的事业驾驶着大约八十万吨丹麦船舶。
但是，自由丹麦运动的最大收获在于有克里斯马斯·默勒这个人。他是保守党领袖，于1942年5月从丹麦逃到了伦敦。德军入侵后不久，丹麦的社会党政府便扩大为联合政府，这时默勒在内阁中得到了一个席位，但是由于他毫不妥协地反对占领当局，而且公开鼓动别人仿效他的榜样，所以不久便表明他是一个令人为难的根源。于是不到六个月，他就不得不离开议会和政府，并被排斥于一切政治活动以外。因此，默勒一旦到了英国，丹麦委员会自然应由他来领导。他当了丹麦委员会的主席，并且立刻通过无线电展开了生气勃勃的宣传运动，劝告国内的同胞进行抵抗并破坏德国人的战争机器。但是，尽管有如此坚强的领导，丹麦在国外的抵抗运动要发挥影响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合法的政府留在国内——不是象挪威和荷兰那样流亡国外——因此，他们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性的领导，都容易受到以国王的名义的正式斥责。在进行破坏活动这个问题上，这种困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占领的头两年中，破坏事件零零星星小规模地发生，主要是割断电话线和偷窃轻武器等，但是，到了1942年夏，随着德国军事胜利处于低潮和默勒从伦敦进行有力的指挥，破坏工作显得较为严重了。这时，主要的目标是为德国人工作的工厂，德国武装部队的财产，德国人所依靠的铁路和发电站。再者，这些破坏活动这时显然是为了这项目的而空投到丹麦来的专门人员和领袖们作的，虽然产业工人自己也欣然给予帮助和支持。直到这时，德国人的政策一直是封锁新闻，不让破坏事故公开。但是1942年9月布尔首相正式呼吁停止破坏活动，几天以后，工会领袖劳里茨·汉森也作了一次呼吁。后来又有过好几次呼吁，最后在1943年5月15日当国王重新执掌王权以后，他立刻作了一次特别广播。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他的抵抗力量由于前一年冬天他身患重病而有所衰退的迹象，但是，不管正确与否，说他依然认为不使他的人民触怒占领当局，免得占领国对他的人民强加上更厉害的束缚，是他的义务，这也许是比较公正的判断。不过，这时候，这些姑息的尝试已经是无益而错误的了，因为德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决心要把处理丹麦事务和镇压抵抗运动的工作更加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委派维尔纳·贝斯特博士为德国全权代表，以保卫他们的利益，镇压反对者，同时又迫使国王任命他们可靠的工具斯卡韦尼乌斯为首相以代替布尔（1942年11月）。
到这时为止，丹麦宪法并没有由于德国的占领而被正式废除，但是，对于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自由施加逐步的不知不觉之间加剧的限制，其结果是日积月累地损害了宪法。为了限制公众集会和批评占领当局，为了防止丹麦人帮助占领国的敌人，甚至为了防止他们对盟国表示同情，对刑法条文作了种种增加和修改。丹麦人接下来面临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怎样对付德国人想获得并行使对丹麦人的审判权的企图。关于这一问题的轰动一时的案件就是丹麦历史学家维赫尔姆·拉库尔一案。他的罪状是“危害丹麦同一个外国（就是德国）的关系”。这次事件最后达成的妥协办法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人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丹麦当局为了抢在盖世太保之前，自行逮捕了拉库尔，但是，却被迫把他交给了德国人（1942年2月24日）。德国人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初步的审讯后，又把他交还给丹麦法院。丹麦法院再次为了防止盖世太保先下手，判决他七个月的监禁。1942年11月，斯卡韦尼乌斯政府就任以后，为防止在未来任何这类偶然事件中发生任何模棱两可的情况，立刻采取了一些步骤。提出并通过了一项“委托代理权法案”（1942年11月11日），根据这个法案，丹麦议会被劝说得放弃了最为重要的宪法权力，政府获得了几乎无限的权力，可以剥夺任何公民的各种自由。事实上，新法律始终没有使用过，只是当作最有效的“大棒”保存在柜子里，以此劝说议会听话一些，并以议会的名义批准为占领当局的利益而必须采取的不合宪法的措施。
宪法方面的一切让步和歪曲，不管诚实与否，都是以使丹麦不遭受更大的耻辱，或不完全屈服于德国为借口。从表面上看来，丹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到这时为止一直都还可以照常进行工作，德国人的控制大都是间接的，主要是在幕后操纵。德国人最喜欢行使的控制方法是，由公使馆向丹麦外交部提出意见。德国公使馆的人员大为增多，公使的地位是特殊而有权力的。然而，德国新闻专员迈斯纳尽管表面上的职务是监督丹麦报刊，同丹麦纳粹党进行联系，但在纳粹党内的级别却比公使高，里宾特洛甫对他也比对公使更为信任，因为他经常同里宾特洛甫直接接触。公使馆的另一个成员坎施泰因是警察专家和希姆莱的朋友，他控制着盖世太保的秘密工作。盖世太保在丹麦是没有公开权力的，但是，它收集情报并监督丹麦警察的活动。
在占领初期，新闻检查是德国人控制丹麦的主要手段之一。不过他们却极端小心地把这一事实隐瞒起来。直接干涉新闻界的事是极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处理国际政治新闻，偶尔也涉及国内新闻的指示来进行的。禁止提到下列这一些问题：不许就签订反共公约发表评论；不许就丹麦工人在德国的处境发表反面的评论；不许议论占领当局。
所有有关挪威的新闻都被严格地删节了。至于盖世太保的活动，同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情况比较起来，水平是很低的。逮捕丹麦人一般总由丹麦警察执行，不过常常有德国警察陪同，以保证他们执行任务。最初，德国人（虽然颇为勉强地）准许丹麦警察、法院和监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