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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他是有意躲避她，甚至是嫌弃她讨厌她。可她对他是一片真情的呀！况且，她请他来并非完全是为了私人的情感，她的确也想同他商量一下那件官司的事。即便不采用和解的方式，只要她阿君站到姚纲这边来，把一切内幕情况透露给他，那么姚纲他们公司打赢那场官司也就不是很难的事了。
她感到有些头重脚轻，不用手扶着墙壁便站立不稳。于是她踉踉跄跄地移到床前，一头扑倒在床上。大概是她此时的行动太笨拙了，扑倒在床上的身体太沉重了，她感觉到那厚厚的床垫震颤了几下。
床垫的震颤唤醒了她的触觉神经，使她体味到自己的身体与一些被柔软物品隔开的坚硬但却富有弹性的物体接触时的感觉。在身体和床垫的双向挤压下，她感到自己那两枚发育得十分理想的乳房隐隐地有些酸痒。过去有一段时期，那种酸痒曾是最使她惬意的感受，甚至也许是她与男人接触时唯一使她不厌烦不痛苦的感受。
但现在，这种感受只能勾起她痛苦的回忆，使她愈加痛恨人世的龌龊和自己的不幸。她觉得那两枚使男人觊觎让女人嫉妒令自己骄傲而实际上又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东西，实在便是她不幸的根源。
她吃力地翻转过身子，想拉起床上的毛毯盖在自己的身上，但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她原打算吃过晚饭便邀姚纲到房间里来坐，她甚至准备以装病让姚纲送她回房间的方式把他骗过来，到了这里说话和做事就方便多了。为了迎候姚纲的到来，她一直把房间维持得整整齐齐，那毛毯还是服务员收拾房间时整理成的样子，平整地铺在床上而两侧的边沿则压在床垫下。她平日里灵巧的双手此时怎么也握不紧，每次抓住毛毯一拉，那毛毯便脱落出来。最后，她终于放弃了努力，直挺挺地仰卧在床上，衬衣的钮扣被扭曲到身体的一侧，雪白的肚皮在壁灯柔和的光线下泛出若梦若幻的光泽。
她感到脑子有些疲倦，思维不听使唤了。她想尽快睡去，忘掉世间的一切烦恼，但她却无法入睡。她感到自己的思维虽然混乱，但大脑神经却异常兴奋，怎么也停歇不住，像是一只喝了兴奋剂的老鼠在一堆凌乱的照片里跳来跳去，于是那一幅幅画面便毫无秩序地出现在它的眼前。那些画面不管怎样变换却总有一个男人。那男人时而微笑，时而狰狞；时而英俊，时而丑陋；时而年轻，时而苍老；时而黄皮黑发，时而碧国红肤……她恍惚觉得那些容貌各异的男人是由一个人变幻出来的，但又好像是许多男人最终变幻成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谁？是姚纲吗？似乎是，又似乎不是，总之她无法确定。
那男人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孩。那女孩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叫陈晓华。没错，就是这个名字。当初那女孩是一家餐厅的服务员，就是因为她的名字几乎与自己的名字相同，所以自己对她起了恻隐之心，不想让她姣好的容貌浪费在又累又没钱赚的破餐厅里，让人把她介绍给周慧慧，到“紫蔷薇”桑拿浴做桑拿小姐去了。
没错，她就是叫陈晓华，与自己过去的名字陈小华只差一个字，并且发音完全相同。所以当时那女孩报出名字时，她颇感惊奇，甚至以为她是在叫自己的名字呢。可是自己早就不叫陈小华了，自从跳出桑拿浴开始做生意后，她便改名叫陈君了。陈小华那个名字，在这个城市里只有过去相处过的几个姐妹知道，别人都只知道她是陈君陈总经理，甚至连她自己有时都忘了她曾经叫过那样一个名字。即便想起来时，她对那个名字也有一种抗拒感，她有时会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她从来就没有叫过那个名字，或者叫那个名字的女人绝对不会是她。
可是，她又确实叫那个名字，一直叫了二十多年。那曾经是个聪明伶俐勤奋懂事的小丫头，生活在京城一个日渐破落的小市民家庭。那家庭里只有两个人，一个父亲，一个女儿，母亲许多年前便跟别人走了。
父亲收入微薄，却又嗜烟嗜酒。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开销，父亲从旅店下班后，还不得不时常蹬着三轮平板车到街上运人运货，赚些“外快”回来。京城人自古就对开旅店搞运输之类的行业存有偏见，说什么“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那话显然太偏颇了，有打击一大片之嫌，但用在父亲身上却并不为过。父亲出去做生意总是找机会坑人。一次他拉着两个外地人从火车站去东便门，满打满算也用不了二十分钟，按当时的价格收费十块钱已算不便宜了，可他拉着人家穿大街钻小巷走了近两个钟头，一张口便要八十元，少于五十元便要扣压人家的行李。两个外地来的客人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确实慷慨，掏出五十元便付了车费。父亲收了钱得意洋洋地去酒馆喝酒，酒没喝成却喝了一肚子气。那是张假钞。
女儿小小年纪便承担起了大部分家务，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的学业，她的学习成绩始终在班里名列前茅。可是，对于一个面临“十八变”的女孩子来说，光有好的学习成绩并不能使她完全满足，她还渴望有一双名牌运动鞋，两套流行的漂亮衣裳，几盒“永芳”、“大宝”之类的化妆品，以及经常与同伴们去公园游乐场散散心照几张彩照等。
但是，对于她这个年龄和她这种家庭条件的孩子来说，这些都如梦幻般难以实现。其实莫说是这些近乎奢侈的东西，即便是对别的孩子来说普通得几乎不屑一顾的物品，到她的手里时也需要她付出比别人大得多的代价。那次她仅仅是偷拿了同学的一盒彩色绘画笔，便被学校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后来几乎使她跨不进大学的门槛。
她考取的是一所主要以教授外语为主的有名的大学，所读专业自然也是外语。
在改革开放附带出国热的伟大时代，那所大学和那类专业对许多年轻人来说都如圣殿般令人神往，有幸进入那里的少男少女们则如天之骄子般令同龄人羡慕不已。而那些孜孜学子们一个个也都是春风得意志向高远，每逢农历十五便常有人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议论中国的月亮不怎么太圆。
在这样一个颇有几分洋味的环境里，学生们恍惚觉得自己的躯体突然也变得洋气了许多，几乎就是半中半洋的混杂体了。于是，许多同学一下子便习惯或嗜好上了讲洋话听洋歌跳洋舞看洋书吃作餐穿洋服行洋人礼节等外来文化——即使不习惯也要努力装出一副习惯的样子。有人向大街上提着鸟笼子闲逛的退休老工人问路时出口便是洋文，遭到白眼后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由于鼻子的原因并不适合在这里用洋文问路，于是嘟囔一声“对个弹琴”之类的话后便赶紧扬长而去了。
她陈小华家境不好，靠微薄的助学金和父亲赏给的那几块大洋是无法与同学们一起在洋化的大道上阔步前进的。但是，她有一副荷花般的脸盘、一条泉水般的歌喉和一段善于舞蹈的杨柳般的腰肢。她开始效仿某些高年级的女生到歌舞厅里去陪伴真假洋人们唱歌跳舞，一则赚些“小费”，二则免费享受通常只有“大款”们才能享受的充满诱惑力的夜生活。开始时是在学校附近的歌舞厅，接下来便扩展到了京城有名的高档饭店；起初是在舞池里旋转腾挪，后来有时也升级到床上摸爬滚打了。
有人给她看手相时说她前半生运气不佳，后半世兴旺发达。不管这是不是封建迷信，反正她那时的运气的确很差。就在她刚刚感到脸皮厚了些胆子大了些经验多了些做起事来得心应手的时候，在公安部门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她不幸被堵在酒店的客房里，然后被抓到拘留所关了几天。虽然在公安局并未受到什么严厉处罚，但回到学校后她却被取消了学籍。那时她大学二年级尚未读完。直到很久以后她才明白自己有多么愚蠢：人家真正精于此道的姐妹都已被各种各样的豪华轿车接到既舒适又安全的私人别墅、公寓里去度周末了，而她却还在歌厅酒店里打游击，倒霉的事可不就只能落到她的身上了。
在周围一片鄙视的目光下，她感到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几次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可是，对镜看着自己这副姣好的女儿身，她又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匆匆离去。但京城是呆不下去了。这座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它似乎胸怀博大什么人都容得下，甚至包括那些骑着快马从遥远的荒原闯进来的强盗，把肥沃的国土一块块割让出去的奸佞，出个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