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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弄清楚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如何落地生根，如何又变得名声远扬的并不太难。在我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一大块地，不知怎么逃脱了在上面建造大片“花园公寓”的命运，除了中间有几栋建筑外，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地空着。多年以前，路边有块牌子，标明那些建筑属于“康索拉塔神父”所有。过了几年，一座带拱顶的大砖建筑开始拔地而起，与毗邻的一栋建筑连在一起，看上去很像一个“学生宿舍区”。现在牌子上写的是“康索拉塔传教会”。人们担心很快又要有大动作。我这样预见下面将要发生什么事，而且会很快：又有几栋建筑将要竣工，而且一座气派的大门就要出现，上面将大书：“康索拉塔学院”。几年之后，有了更多的建筑，招牌将在一夜之间更名为“康索拉塔大学”。现在，这个机构可以证明它的称号名副其实了，因为它有了自己着名的橄榄球队，鼓乐队、团体操队。以及随处可见的轮椅坡道和为残疾人设立的特别课程。接着将会有花样繁多的海外课程：康索拉塔帕勒莫分校，康索拉塔库撒迪西分校，康索拉塔海德里巴德分校。然后，在你还没有听说过它之前，就会在《纽约书评》上看到了康索拉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有着《结构主义与乔治·艾略特的悖论》、和《萨缨尔·琼森写作中缺少的马克思主义维度》一类的书名。然后，康索拉塔大学将一本正经得像其他大学一样，因而再不会有人把它当作昙花一现的笑谈了。
由于形迹可疑的低等大学正在不断增加，这使得少数顶尖学校作为学术机构的等级标准更显必要和有价值。它们在大学的总体中是少数，课程设置遵守学术自由原则，因而比较令人放心，学术标准也更有保障。正因为它们顽固的不妥协特点，因此才能经得起比较。这点可以从你在新英格兰和东部各州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得到佐证：“他上的学校可不是常青藤的。”（常青藤联会是由美国东北部八所名牌大学组成，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布朗、康奈尔、宾夕法尼亚和达特茅思，后成为美国名牌大学的代称。－译者注）不过顶层阶级大体上是在大学之外的，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枚等级徽章。我们可以说，他们对子女的期望就像道格拉斯·萨瑟兰所说的英国绅士，他们的子女“被指望在一切方面都循规蹈矩，学业优异通常不被看作是一个区别于常人的标准。此种态度完全和这个阶层从来不去赚钱的清高相辅相成，他们只喜欢以业余身份做事情。”从事任何职业性的工作都是丢人现眼的。因此，萨瑟兰说，“一个绅士绝不在汽车里朝他的仪表盘下面看，因为他对引擎一无所知。”由于数不清的理由，看不见的顶层和上层阶级经常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形迹可疑的学院，部分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元知，部分是以守为攻，知道他们的孩子进不了好学校，再就是出于沾沾自喜的怪僻和固执。科尼利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再次证实了这个例子。他的女儿和她的朋友们上的不是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位于纽约上州的着名女校。译者注）或者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位于波士顿附近的着名女校。译者注），甚至也不是东北大学或惠顿学院，而是佛罗里达的伯卡·拉顿学院（Boca Raton college）。而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反常，他还故意说他和他的妻子非常喜欢去艾姆布里一里德尔航空大学转悠。“去年12月份我在那里取得了荣誉博士学位，”他接着报告说，在那里吃午饭的时候，“人们把我们介绍给其他人时都称惠特尼博士和惠特尼博士，这后一个是说我夫人玛丽，她已经被瑞士雷辛的美国大学（Ainerican UniVersity）授予了人文博士学位。”
另外一方面，历史悠久的好学校，像普林斯顿和那鲁，常被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美国着名小说家。一译者注）和约翰·奥哈拉（美国小说家。一译者注）这样典型的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用来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和证明。他们俩谁也没能从他们选择的顶尖大学毕业，奥哈拉甚至都没去上他本可以去上的那鲁大学，他终生都在翻阅1924级的学校年鉴梦魂牵绕这件事。这二位都把他们的大学提到了神圣的位置，或者把大学看作一个可以通过归属感救赎自己的神圣会社，而且肯定都会把他们最崇尚的学校标志贴在他们的汽车后窗上。像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一样，他们俩都是“team player”（意为有合作精神并依赖于团队的人。译者注），除非归属于某一团体，否则他们很难想象自己的身份。
好学校所包含的社会影响力，在菲利普·罗思的《再见，哥伦布》（1959）中有很好的记述。书中的主人公在回忆时，对比了贫困的纽沃克的街道和中上阶层聚居的绍特黑尔的街道，后者都是根据名校的名字命名的，像阿姆赫斯特。贝都因、康奈尔，达特茅斯，哈佛等等。《社会名流纪事》杂志发现，由于如此经常地提到同样的那些学院，为了方便工作，以致不得不使用一张缩写字母表。常青藤联会的学校当然都在上面，不过也有霍巴尔德学院。里亥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兰斯里尔综合技术学院，以及拉特格斯大学。可以确信，如果不是中上层和中产阶级的顽强记忆，常青藤学校的荣誉早就在普通大众中销声匿迹了。如果今天有两条船来往于旧金山和洛杉矾之间，经营它们的公司不太可能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用耶鲁或哈佛来为船命名以便使它们更上档次。
可是，常青藤学校对中上层阶级依然发挥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号召力，如果你没能去读它们，最好是“远离”它们，而且要有相当的距离，除非你碰巧就住在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注）、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译者注）、普林斯顿、普罗维登斯（布朗大学所在地。译者注）、汉诺维尔（达特茅思学院所在地。译者注）一类的地方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那些推迟了上常青藤学校雄心壮志的人，正是居于更上层的阶级。正如里特·米尔观察到的情况，“去读哈佛或那鲁或普林斯顿已经不算什么了，只有去读那些排外的寄宿制预科学校才真正算数……”除非一个人上过哈奇基斯、戈罗顿、黑尔、圣马可、安多维尔、伊克塞特，或者米尔顿（均为美国以收费昂贵着称的预科寄宿学校。－译者注）等预科学校，不然整个拼命往常青藤学校里钻的做法从社会角度讲都像是一种浪费，因为他们还是取得不了上等人的地位。独具慧眼的《大学预科生手册》知道，上一所好的预科学校有多么重要，特别是一所有实力把学生“喂”进常青藤的预科学校。选择正确的学校是关键，因为“你打算……尽可能上最好的（学校），那样，你就可以在挥动手帕告别或拍打着胸膛唱某首歌的最后一节之后一劳永逸了。”“仅有成功还不够，”戈尔·维达尔说，“还必须有人失败。”光有一个威廉姆斯学院还不够，还必须有一个南密西西比大学来衬托前者的价值，这样，双方才能在伟大的美国高校等级体系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很猾稽是不是？无可置疑，美国人为了令人厌倦的地位竞争目的，必须依赖高等教育体系。同样滑稽的是，为了维护这一目的，必须有像贝内特教授之流的人跳出来保卫中上层阶级的尊严和荣誉，使其免遭揭露和低毁。如果这类事还带有喜剧性，那么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一点也不滑稽。由于这些大学在分配社会荣誉上拥有不同凡响的力量，为了获得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厮杀，给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为了社会地位而碰得头破血流希望破灭的人，在高校校园里比比皆是，可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得多。不光是那些有进取心的学生，也包括那些本来计划要进哥伦比亚大学，到头来却被俄亥俄韦斯莱安录取了的孩子们。
甚至教授们也是如此。我虽然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教授，由于没能在“最优选择”的大学执教而被迫去了一个“高优选择”或仅仅是“值得选择”的学校，因而为失去社会地位而自杀或杀人的。但我却知道有许多大学教师，被羞愧和对自己无能的负咎所摧垮，并且从那时起，怀着苦涩的心情把他们的一生倾注到对社会地位的忌恨上，而不是用在培养智慧和做学问上。无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就是贵族沙龙、王室接见会、封建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