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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秀才资格的人就有资格参加第二级考试，通过之后，便可以获得举人资格。获得举人资格者便可以前往京师参加一项更为严格而且广博的进士考试，这种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通过考试的人还要在皇帝面前接受殿试，以争取额外的殊荣。有了进士的功名，便取得了朝廷任用的资格，但却不保证一定可以出任公职。
任何一种考试都只有一小部分应考人能够通过，考试级层愈，淘汰率也跟着提高。落榜者可以一试再试，同一家族中，不乏三代同时参加考试之例。
并非所有进士都能奉派出任公职，奉派出任公职的人也并非全由考试出身。有时，皇帝的恩赐、个人的财富和家庭的地位也是决定个人是否能获得任命的因素。有时，有些官职还可以公开买卖，军中能干的行政官员也常转调为文职。但大多数官职仍然是授给那些由考试正途出身的人。
从当代西方的观点来看，这种教育对于发展个人的行政才能和管理知识似乎毫无助益。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大都只偏重艺术和人文知识；其考试方式又侧重于背诵能力、文体形式和作文技巧，反而忽略文章内容的整体性理解。虽然孔子的许多格言和训示对人性有极敏锐的观察，他也提出了许多充满智慧的政治卓见，不过这些东西却很难成为实际行政上的指导。
长久以来中国公职人员的教育和考试为什么只偏重舞文弄墨，而不注重实用的知识，对局外人而言，始终是个难解的迷。这个怪异现象部分或许可归因于古代流传下来的知识阶级学术传统，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样做才符合孔子的学说。
在权力中枢的外围另寻出路，是进入官场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唐朝，相当多的文人，包括科举高中和落第的，都将“入幕”视作他们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所谓“幕”，原指古时军事统帅指挥机构所在的帐幕，后来泛指军政要员的领导机构。
官位不能世袭，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袭，因此，世袭便不能算作文人走向仕途的正常途径。
仕途是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进入仕途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武，即投身沙场，在枪林弹雨的厮杀中博取个封侯之赏；另一种就是文，即“学而优则仕”，这种方式能在顷刻之间，使人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选官制度的变化是中国古代政治形态变迁的重要标志。从中国帝制时代选官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看，唐朝选官制度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包括科举和铨选；二是在官员升迁中对地方工作经验的强调。这两点是由门阀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官僚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前提。
魏晋以来，选官制度中所强调的门第标准，取代的是汉朝察举制中的道德标准。南北朝后期的选官制度中，形式上是对汉朝察举制的恢复，实质上是用新的才学标准取代门第标准，而不是完全回到过去的道德标准。
汉朝察举制下，被举资格的取得，完全在于地方长官的举荐。地方长官的举荐权和察举标准的道德化，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得以成立的前提。南北朝时期，地方长官举荐的基础受到动摇，出现了自举这种新的考试制度的萌芽。
选官原则中才学标准的不断提出和被强调，冲击着察举制度，呼唤着新的选官形式的产生。而考试内容的突破，有利于扩大应举者的范畴，使官员的选拔由举荐变为开科考试成为可能。而只有开科考试，才能真正贯彻按才学录取的原则。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是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其中考试是核心。科举制度比以往任何选官形式都更强调考试的作用，考试朝着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方向发展。
但是，选官制度中才学标准，并非在短时间被能够完全贯彻，门第也不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地主经济的发展成熟，全社会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才学选官的原则。
科举制度实际上一种自举，即只要符合一定的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都可以报名考试。唐朝的铨选更能够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铨选是所有人进入官僚队伍的必经之路。或者说，一切官员不论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出身，都必须通过铨选来选拔。
“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规定，则是针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性问题而提出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关系的运作，主要采取地方汇报，中央年终审查的机制，加上地方长官和豪强大族在很大程度上垄断地方政务等因素，中央实际处理地方事务不是很多。随着新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首先带来的变化是中央直接面对的地方机构增加，以及官吏选拔和考核权的集中，中央要处理的地方政务因此大量增加。中央官缺乏地方工作经验而造成的决策偏斜问题，都被提了出来。把“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作为选官的一个重要原则确立下来，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在官僚政治事务的运作方面，以追求公平竞争为特点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官僚选任原则，无不反映出官僚政治较高的理性化程度。
科举是传播儒家正统观念最为有利的工具，体现着儒家的传统政治理想，隋唐以来，施行科举制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科举考试为少数平民通过官方正常程序改变地位提供了机会，其积极意义在于试图建立公平有效选拔人才的社会机制。
“资格”一词的内涵非常丰富。从广义上说，它事实上是由管用的出身、进入仕途后的履历、职任的剧易、品级的高低、课绩的记录、乃至推荐者的身份、人数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在诸多因素中，官员的“资历”显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就其狭义而言，“资格”与课绩相对，主要是指“资历”。
资序，即资任、资历，其内容包括差遣职务的高低和任数。资序系统，主要是由诸多外任差遣层次构成的。“依资序迁”的任用升迁原则，在我国官僚制度史上曾经长期发生作用。
完全合丝对缝、秩序井然的原则规定，在复杂多变的官僚场上，很难不折不扣地照样实施。为保证根据需要及时派遣，必须采用一种上下衔接、纵横贯通而富于弹性的资序与派遣对应方式。这套体系，是在人事选任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在矛盾、平衡的反复运作中逐步丰富起来的。
重资序不重绩效，重“实历”不重能力，是官僚制度造成的弊端。
出现于八世纪中叶的《循资格》，在其后千余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史上，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资历至上”的原则之所以长期行用不衰，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循资格》是在门阀政治彻底衰落的背景下产生的，注重资历的精神以格条形式固定下来，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体现了更为平等、开放的趋势。重视亲民，强调资格，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官吏重视基层实践，使一些具有治事经验的肉得以充实到中上层官僚队伍中来；“资历至上”的原则可以部分地限制请托，阻止达官贵人子弟的过快升迁。
其次，循资原则的固定化，与社会上存在着庞杂臃肿的官僚队伍分不开，它是铨选制度只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封建国家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力求以仕宦之途吸引不同社会阶层的广大成员。
在难以掌握众多候选人实际才能的情况下，资历作为容易核查的条件，为吏部应付矛盾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的途径。于是资序在铨选中所占比重大为提高，并进而 为系统的资格之法。一系列规则的产生，反映了封建人事管理制度走向标准化和程式化的过程。
当代社会如何进入官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其中干部即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高居社会顶端，；排在最下面的三个阶层则分别为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阶层。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则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近年来整个官员阶层日趋精英化，大部分的新进公务员都出身于中上层家庭，他们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提拔机会，更容易进入“国家与社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