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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资本、技术在不同地区的优化整合，不可能没有土地生根，也就跳不过地方政府。当地的经济发展不是取决于当地民众的智慧和创业热情，也不取决于外部人的投资热情，而是取决于当地领导的观念。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说过：劳动是创造财富之父，土地是创造财富之母。
由于生产要素只能在政府圈定的土地内进行配置，只有城市的土地对资本、技术、劳动开放，挣钱的机会也只能在城市中才出现，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市政公共物品短缺，政府为此要进行宏大的市政投资。这就造成了中国特色的“围城运动”，外面的人想进去而进不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又出不来，因为出来以后没有他可以落脚的土地。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也与此有关。
政府对土地的行政垄断，让广阔的农村失去了创造就业的机会，让拥挤的城市失去了降低生活成本的可能；对土地的管制，成了对资本、技术、劳动进行自由配置的紧箍咒，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土地的固化而严重扭曲，其效率损失不仅表现在因土地的行政垄断而形成的腐败，更是造成资本、技术、劳动的投入成本增加和边际生产力的下降。
地方政府滥用其权力，以公共利益之名过深介入商业性征地活动，谋取地方政府之私利，常常成为大量征地纠纷始终得不到解决，并演变为暴力冲突事件的根源。
法律中的一个小口子假如符合政府利益，通常会被政府扯成大洞。在现实中，官员们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远远超出宪法学家的想象。在官员眼里，这样的征地是用于公共利益的。你不能说他的想法一点道理都没有，既然整个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而妨碍“公共利益”的实现，那政府就完全可以动用专政的力量。
一些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在官员们眼里，也是公共利益所在。农民的土地被征用，政府再以另外的形式转手以高价将其转让给企业，政府从中获得一笔巨额财政收入，在官员们眼里也是完全符合公共利益的。
这种扭曲的公共利益观，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公然蔑视农民的权利，肆无忌惮地压制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正常活动。权利和利益遭到侵害的农民，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救助，只能走上漫漫上访路。
地方政府官员群体不少已经被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精神”所支配，而形成了不惜牺牲农民权利以发展经济的片面狭隘的施政观念。
利用公共权力，贪婪地追求地方政府的利益，政府的这种做法，当然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认可。相反，在农民眼里，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本身就是最大的、最贪婪的奸商。它所追求的利益，其实没有任何公共性。
对中央政府来说，这也完全是一种有害无益的私利。一些目光短浅的地方政府过深地介入土地经营活动，固然给当地政府带来好处，也增加了官员的政绩，但却导致了重大社会矛盾，侵蚀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败坏了广大民众对中共的整体印象，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政府进行统治的正当性。
应当通过制度变革，迫使地方政府追求真正的公共利益，那就是，尊重民众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但如何约束地方政府不计后果的贪婪行为，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这样的制度保障，只能是民主与法治。假如地方政府是对民众负责的，也就不会以GDP增长率为唯一政绩指标，地方官员也就不会肆无忌惮到强迫民众为了经济增长而作 出牺牲，假如司法是独立而公正的，不受地方政府控制，也能够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滥权行为。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土地腐败”一直是中国腐败的主要方面。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农村圈地运动”、“城市拆迁运动”、“开发区运动”中，一些权力腐败者与不法奸商勾结，利用社会转型期改革不成熟产生的漏洞，依靠权力抢占了社会利益的制高点，由此产生了社会危害严重的土地腐败。因此，土地腐败有着鲜明的特征。
一是土地腐败是典型的“大腐败”。在老百姓手里，土地是“无价的贵金属”，说其无价、廉价，是因为其价格往往是取决于有权人的一张嘴、一支笔；但是到了“有权人”和“有钱人”手里，土地则是“比黄金还要贵的贵金属”。土地资源垄断在国家手中，显然只有国家权力，特别是核心权力才能干预、插手土地资源的配置。各级政府及其土地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是土地腐败的潜在者。所以，近年来在土地腐败案件中落马的，几乎都是位高权重的地方党政一把手或是国土局的“土地爷”。
二是土地腐败凸现“迟蠖效应”。迟蠖是一种无脊椎动物，行动时一屈一伸象个拱桥；而“迟蠖效应”就是说，一会收缩、一会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为了利益共同体的方向。在土地腐败中，权力先以“政府”为名，化民众之私为“公”，再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不受约束的权力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人财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
三是土地腐败是商业贿赂的重灾区。土地市场不公开、不透明，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其操作过程是“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暗箱操作、私相授受。
四是土地腐败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打的都是“改革开放”的旗号，说的都是“发展是硬道理”之类的话，以政府行为的方式出现，谁敢反对？在一些地方，所谓的“公共利益”需要使“我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成为一句空话。
五是土地腐败是典型的“恃强凌弱”。在这场利益分割战斗中，受损的毫无疑问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等弱势群体，他们在权力机构中没有“代言人”，在公共领域没有话语权。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国设立了不少高新技术开发区之类的“政策高地”。其实质是以政府力量推动经济超常发展，这种做法固然可以产生阶段性的积极效果，但也要支付相当的成本，其中权力腐败就是一个最为可怕的成本。从统计数据看，不仅许多开发区由于闲置而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由于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批发政策”，谋求私利，使得开发区之类的“政策高地”成为“腐败高地”。
因此，政府在运用公共权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警惕“政策高地”成为“腐败高地”。关键是要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消除和约束“政策高地”行政负责人的权力，决不能让权力集中在个别人手中。更重要的是，一旦市场力量形成了良性循环，政府力量就要坚决退出，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腐败的空间。
政府在拆迁和征用土地上，存在大量的违法行为。政府违法行政行为的破坏力强，对当事人及其周围群众产生的负面影响大，已经成为影响基层稳定、影响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挺而走险？其违法行为又为何能大行其道？一是利益之争：地方政府自身直接陷入了其中的利益中；二是人事更迭，单方面毁约。有关部门要象查处腐败一样，严格监督权力部门的违法行政，严肃追究主要领导的法律责任。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主要就是在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上。现在的土地出让制度，是建立在剥夺被征地农民、城市拆迁户的利益之上的。政府给农民的补偿很少。可以说，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供给。这就是腐败的根源，导致开发商与政府官员的权钱交易。
要做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成。现在，中央政府表面调控，实际则是中央向地方要利益分成。
用钞票排队的规则是，如果你买不起房，但是有人买得起。这是个社会收入分配的问题。一边是老百姓抱怨房价涨得太高，一边还是有人买房。一个国家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要张望房地产开发商去调节，是非常可笑和荒唐的。（《南方人物周刊》06。7）
中国政府2006年5月开始对房地产进行调控，
地方政府是房地产游戏中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政府的收益就越大。而与此同时，它的成本却仍然是零。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这种奇特的成本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