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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碰到一位重视权责区分，讲究工作效率的正主，那么他的副手必战战兢兢。为正主分担部分责任，同样也享有相当的权利。掌有权责的副手，干起来可不见得轻松，不但要负一定的责任，且要面面俱到，巨细靡遗。如果正主大权独揽，只能让副手沉默是金，闲事少管，这样干起来内心当然很不是滋味。同样是副手，一种是处处为正主着想，深受重用，扶正有望。另一种是对上不获授权，对下未获尊重，日子在喝茶上网看报中打发掉了。
副手在单位里分量地位的轻重，更表现在手下员工逢迎应对的态度差异上。打工者多半是“不怕官，只怕管”。他们伺候正主，通常不敢马虎，对平时对他们总是和颜悦色的副手，要么不得罪，要么爱理不理。
谁都知道论名论位副手难为，可要在一个官场出人头地，很少有人不需要过这一关。他们承担着不轻的责任，付出相当的心思去辅助上司，但却必须承受和上司共成败工进退的风险，而且论起名分地位，总是比正主要矮上一截；而有的明明心里不甘心坐冷板凳，不甘心忍受属下轻视的眼光，却有难以割舍这份职位，无力扭转落后虚位的局面。好的合作者有许多显著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合作双方各有所长，各有所补。这样的合作才会长久，这样的合作才会卓有成效。因为副手在某些方面的所长，会解脱正职在此方面的更多关注及操心，使得正职有更多的时间和能力去解决其他的一些棘手问题。另外一个好的副手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要总是错误的认为：既然是副手我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其实一个副手的最大成功是因为正职及组织得到肯定及赞赏，如果说一个副手在组织中鹤立鸡群，正职及组织在其功绩面前却显得十分愚蠢。那么这个副职是十分失败的。
副手的角色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身份是如此的暧昧尴尬，在事业生涯里，应当是一段相当难捱的时期。其实，众多的副手是中坚力量，没有他们的劳力心力，大车也是难以启动。
第十二章 官与腐败
12。1 官与腐败
什么是腐败？人们似乎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所谓腐败，不仅仅是简单的行政或执法部门的官员贪污受贿的问题，而是渗透到整个社会当中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现代人为此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潜规则”。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
腐败，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
关于腐败的原因
腐败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腐败，一种是绝对性腐败。民主制度也无法消除一般性腐败，而专制制度必然造成绝对性腐败。这两种腐败区别在哪里？一般性腐败源于人性内在的贪欲，源于道德自律的丧失，权力制度的任何缝隙都将孕育腐败的种子。而绝对性腐败则产生于权力制度，因为垄断性的权力制度本身就是腐败的最佳土壤。一般性腐败产生于个别的腐败分子，而绝对性腐败则产生于整体的制度。
现阶段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比较严重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是干部搞腐败从根本上看，是由于理想性念的变化；二是我国正处于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时期，由于一些领域中制度和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使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有可乘之机，这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客观原因；三是一些部门和单位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缺位或者流于形式。这些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反腐败斗争呈现出艰巨性、复杂性和长远性的特点。
归纳党内高中级干部腐败的制度性原因，大致有五条：
一是权力失衡。它的制度性遗憾，源于老祖宗们对共产党执政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马克思提出的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即“议行合一”），被各国共产党沿用下来。由此，“一元化”的领导、“一把手”的体制、“一枝笔”的做法、“一言堂”的局面便相继产生和发展。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权力架构，基本沿用了“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这一权力模式的运行结果，不仅造成了党内权力的高度集中，而且造成了监督的缺失和制约的乏力。
权力失衡常常表现为“1”大于2＋3＋4。。。。。。由于党委定位于“议行合一”机关，将决策权、执行权集于一身，该分的权力没有科学地分，该合的权力没有合理地合。因此，什么时候应该用“民主集中制”去研究党内立法、决策问题，什么时候应该用“首长负责制”去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问题，使党委书记常常大伤脑筋。如邓小平说过：“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的、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于执行权是最为经常、最为集中、最为具体的权力，由于执行权特别强调责任和效率，因此，即使是最民主的“班长”，在拍板的关键时刻，也不敢把自己的一票等同于普通一票，有时候必须等于或者大于“一班人”的票数之和。
“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使党内的立法权、执行权集于党委一身，造成党内权力配置失衡。党委既是决策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同时党内监督机关也在其领导之下，集党内三权应一体的党委，成了一级党组织中的唯一领导机关。党内权力实难平衡、党内民主实难发展、党内监督实难进行。
从党内权力配置来看，“议行合一”使党内权力严重失衡。党内立法决策权与党内执行权一旦合一，立法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必然混为一体，双方的相互制约关系必然被打破。党委实行“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党内就不可能设置独立的执行机关，党代会作为同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必然形同虚设。党委（主要是常委会特别是第一书记）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又方便好使，为保证执行的坚决有力，在决策上，多用首长负责制替代民主集中制；在用人上，多用“等级授权制”取代选举制。于是，党委无论在用人还是治事上，从决策到执行，要对就对到头，要错就错到底，其间无人能以纠正。因此，“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下，“民主集中制”常常让位于“首长负责制”，成为党委书记首选的领导方式；这主要不取决于党委书记的个人因素，而更多地取决于体制制度的因素。
权力失衡还表现在权力的授予上。按理，党和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各级领导干部只是权力的使用者。权力的所有者本来可以对权力的使用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制衡，但由于缺少权力的回收机制，权力的授予通常成为一次性行为。现实情况表明，权力一旦授予，掌权者不仅拥有了权力的使用权，而且拥有了权力的使用权。之所以说掌权者在拥有使用权的同时也拥有了权力的使用权，是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权力能够长期使用甚至终身使用，那么，权力在这个人那里，使用权和所有权也就基本上实现了合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选拔干部程序之复杂，内容之繁琐，条件之苛刻，考察之空泛，用心之良苦，都出于授予权力的同时就没有考虑要收回权力。二是权力一旦授予，只要不病不死，不犯错误，权力就很难收回，突出的表现是干部能上不能下。权力之梯一旦准予通过，掌权者通常都会在不断拥挤的楼梯中论资排辈，拾阶而上。三是权力一旦被长期占有，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如果想让权力使用者交出权力，大多得用大一点或者实惠多一点的权力来换取；其二，长期占有权力者，通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权力所有者的感觉，甚至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权力转让、假借给他人使用。而这两种情况都能反映出有受权，缺收权的权力失衡状况。
二是管理失控。表现有三：一是靠“人管人”而非靠“制度管人”的随意性；二是“上有顶，下有底”的权力自由裁量的膨胀；三是“上宽下严，内松外紧”的管理不到位。其核心就是党内民主发展缓慢和党内制度建设的滞后。理论上，应该靠党内民主制度来管理党员，但实际上却选择了行政化管理模式。行政化必然讲“层级”管理，党内就搞级别；行政化，必然讲命令，党内就强调履行义务多而保障党员行使权利少。所以，有人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