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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贤的父亲叫陈怀南，算起来和我父亲还是同堂隔房的兄弟，我叫他二伯，家中也是几百千把挑谷子的大户，自己还到日本留过学。他治学严谨，又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在岳池教育界很有声望，还是县里的议员。在老辈子面前，我说话行事不敢造次，加上人慢慢长大了，性格中也添了些许矜持，居然被夸为“温文尔雅，聪慧好学”，讨得了二伯和二伯母的喜欢。
二伯嗜好书画，家中藏有《芥子园画传》，闲时也爱涂上几笔，还教我们几个姐妹配诗作画。在这方面，二伯对我尤其看重，说我的悟性好，只要持之以恒，将来一定会学有所成，使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我这个人，连画画也和当时的大多数闺阁女子不一样，虽然习的也是晚清时期盛行的文人工笔画，可是我不仅仅画花鸟虫鱼，还画人物；而且画的人物也不仅仅是那些古装仕女，还爱画《三国》、《水浒》插页上的“天罡地熬”们。我喜欢张飞，也喜欢关羽，还喜欢《水浒》里鲜鲜活活的一百单八将。我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将这些人物全部临摹下来，装订成册，在班上流传，而且很是得意。
我画画用的颜料，也与别人不同。工笔画又被人称为“功夫画”，哪怕是黄牛身上的毛，也得细心地一根一根地去描，还得描出每一部分毛色深浅不同的层次来，这就得静下心来，半点也浮躁不得。如此花费工夫画成的画，要想留它个天长地久，就得寻找那些既不容易退色又有特色的颜料。比如说胭脂花的种子，将那层黑壳剥去，里面的那一包细滑粉末就是极好的白色颜料；将一种中药点燃，让那黑烟熏在一只细瓷碗的碗底，那凝在上面的烟灰就是极好的黑色；那些长满了苔藓的石头，用一般的颜色是调不出来的，只有去山涧里找一种青色的石头来磨，画出来既真实又不退色；墨也要好的，若是一时买不到好的，就自己来炼，炼出来的墨又黑又亮，还有一种奇特的香味。这其中的奥妙，这些年来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总想打听，而我不过一笑置之，从来也没有告诉过谁。
转眼之间，我从女师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教授国文、自然和美术。那一年，正赶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新思潮也冲击着小小的岳池县城，不仅是青年学生，连县议员们都分成了两派，常在茶馆里展开辩论。二伯既有旧学根底，又不排斥新学，每逢星期一，照例在家里开堂讲学。全县教育界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连同他自己的得意门生和两个儿子都要来听课。我哪里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可是这位老先生对于女孩子，尤其是对我要在这广庭大众中露面，总还是有些犹豫。到后来，总算是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让我和德贤躲到门帘后面去，他管这叫“垂帘听课”。我高高兴兴地和德贤一起往她家走，谁知刚到大门口，就碰见了她大哥陈远光和另外两个男孩子。远光大哥一见我就站住了，故意大惊小怪地说：“哟，陈玉屏，岳池县的大美人儿，怎么肯上我们家来了？”说着他们就嘻嘻哈哈地跑进了大门。只有一个大个子不笑，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自己的脸却先红了。
我自来不把男孩子们当回事，怎么肯让他们来讥笑我，正要发作，却被德贤一把拉住，问我认不认识那个大个子。我赌气说认不得，德贤一听，笑着说：“你怎么连他都认不得啊？他是我大哥的同窗好友，叫廖玉璧，外号廖大汉，成绩是学校最好的，还会吹箫、打篮球，你还难为过人家呢！”
德贤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年的端阳节，我和姐妹们一起到翰林院去踢毽子玩，一群男孩子在后面跟着起哄，被我们一阵乱骂之后，所有的男孩子都一哄而散了，只有他从后面追了上来。我正想这人的脸皮还真厚呢，他却拿出了一根黄瓜，说对不起，这是你们刚才跑掉了的，还你。这一下，刚才还尖酸刻薄的姑娘们，一个个都窘住了，最后还是我把手一挥，说：“我们不要了，送给你自己吃吧！”反而把他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人是男中（即县立中学）的篮球队长，再后来，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专门去看过他打球。我不再说什么，和德贤一起进了屋，躲进了帘子后面。其实，小小的门帘，哪能挡得住姑娘们的好奇心，我和德贤掀开门帘的一角，对堂上的人物评头论足，那个被德贤称为“廖大汉”的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别看他腼腼腆腆的，在姑娘面前只会脸红，一旦起身言论，却语惊四座，不是“内附权贵，外结强邻”，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副忧国忧民的热血心肠，真令人为他的大胆捏一把汗。除了听课之外，我们每周还要做两篇文章，交二伯批改，于是我想方设法，将廖玉璧的文章借来一读。当时男中的新潮空气很浓，学校公开订有《新潮》、《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提倡白话诗，还开演讲会。每当杂志上有了什么好文章、新观点，远光大哥、廖玉璧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要到陈家来争论一番。一向心高气傲的我，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对于他们几位，尤其是对比我还小两岁的廖玉璧佩服已极，每每看罢他的文章，或者听了他与人的争论，我都要激动很久，甚至彻夜难眠。渐渐地，我往陈家的走动更勤了，总是希望能在那里看到玉璧，而且几乎每次都能如愿，我相信他也是极愿意见到我的。
终于有一次，远光大哥悄悄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竟是玉璧写的，他要求和我“见面”，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他所说的“见面”，其实就是“五四”时期在进步青年中很流行的“约会”。在这川北小城中，男女一无媒妁之言，二无父母之命，就私自“约会”，若是传了出去，那可不得了！
慌忙无计，我去找德贤商量，谁知一向拘谨的德贤却诡秘地一笑，说约会就约会嘛，有什么了不得的。我说：“你这个死女子，咋敢这样说话，要是传出去了，那可咋办！”德贤一听，说：“你这个人，平时那么激进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打退堂鼓了？你不是喜欢他吗？莫要错过了机会哟。”我还要说什么，德贤却一摊手，说：“我实话对你说吧，这事，是我大哥和他一起商量的。”
几天之后，二伯讲完课，到茶馆去了。远光大哥等人们都散了，连忙关了大门。德贤把我拉进了她的闺房，那个“憨大胆”正脸红筋涨地坐在那里等着呢。
德贤兄妹哈哈一笑，就要走，我连忙拉住，说你们走啥子嘛，又不是认不得的人。于是他们就陪着，东拉西扯地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趁二伯还没回来，连忙散了。这件事就这么开了头。以后玉璧常常买通他们学校的勤杂工给我送信，我也常常明里暗里和他见面，听他讲《新青年》，讲孙中山，讲个性解放……那时候我暗暗奇怪，这个一向被认为沉稳内向的人，发起议论来却如此滔滔不绝，从前真是错看了他。
我和玉璧自由恋爱的事情渐渐传开了，街头巷尾有了传闻，别人我们倒不在乎，二伯那一关是非过不可的。这事首先由远光大哥去给老人家做工作。二伯听了，很犹豫，觉得我虽然家道中落，但毕竟祖父是有过殷实家产的大粮户，父亲本人还做过当地的议员。再说我在外婆的书香门第中长大，人品才貌不仅在康家的姐妹中间，就是在岳池城里也是屈指可数的，也算得上名门闺秀了。当时周围几个县里都有人来说亲，一个个都是有田产有地位的士绅子弟，有的还在北京、南京读书甚至做官。而玉璧的家，住在离县城百余里的黎梓卫太阳坪村。他的父亲早亡，小时候家里很穷，给大地主张玉如家放过牛，后来祖父和叔叔做生姜生意赚了笔钱，回来办起了纸坊，才有钱送他进城读书他家不过是个才发起来的小粮绅，不仅家境和我相去甚远，本人也没有功名，怎么说也配不上。
远光大哥说了半天，很为难。我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出马。我说：“二伯，你是因为我是陈家的姑娘，过于偏向我。若论家庭门第，玉璧家里确实比不过，可那都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