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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了1945年，我们保守党人便面临着两大严重问题，后来局势表明也是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工党在对他们有利的问题上与我们展开争斗，并总是胜我们一筹。大约两年多来，丘吉尔在谈论战后“重建”的问题。作为此项计划的一部分，制定了拉布·巴特勒提出的教育法。此外，我们在我们的竞选宣言承诺执行1944年《就业白皮书》中的所谓“充分就业”政策；一项大规模的建房计划；接受自由党著名社会改革者贝弗里奇勋爵提出的国民保险福利的大部分建议以及一项全面的国民医疗保健计划。另外，我们无法理所当然地获得战争胜利的荣誉（到这时为止这样说对保守党是合适的），更无法去声讨工党的不负责任行为和极端主义做法了，因为艾德礼及其同事们从1940年起就同政府内的保守党人并肩合作。毕竟无论如何，举国上下都为战争做出了努力。
我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坐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公共教室里收听丘吉尔那段著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 竞选广播时的情景， 他的讲话实际上在说社会主义需要“某种盖世太保”来强制执行。当时我想，“他走得大远了”。尽管社会主义和强制之间从逻辑上讲确实有联系，但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这种论调是让人无法信服的。我在牛津的竞选会议上听到过类似论调的政治辩论。我知道它会遇到什么样的驳斥，比如人那么丘吉尔不在的时候，是谁在管理国家？是艾德礼先生。“我发现当时对这种论调的反应正是如此。
回到格兰瑟姆，我成为保守党候选人村级会议的“加温”讲演人之一。那时候，参加公众会议的人比现在要多得多，他们希望他们的钱没有白花。我经常是一个晚上在好几个会上发言。现在回头看看那时当地报纸对我发言的报道，绝大部分内容我仍然是赞同的。比如德国一定要实行非军事化，受到审判。英国要与美国合作，也要和苏联（就不那么现实了）合作。不列颠帝国，这个全世界有史以来各民族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永远不可解体。（这或许也不太现实—但我对不列颠帝国未来的看法在大战胜利后并不鲜见。）我呼吁人们支持保守党的主要论据是如果选择保守党，我们就能让丘吉尔继续负责外交政策。事实上，如果丘吉尔能任职到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之后，战后世界看起来或许至少会有所不同。
像牛津大学保守党学生会的许多成员一样，我听了保守党中央总部的斯特拉·盖特豪斯夫人讲的关于公众讲演的课。她强调表达要简明，尽可能少用专业术语。其实在选举会议上，当你从来不知道候选人到达之前你要发言多长时间的时候，有一点喋喋不休是很有用的。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最有价值的经历还是当一个富有幽默感但又挑剔的听众提问时，这时我不得不独立思考答案，有一次，一位老人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它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我对福利的看法，我记得他问道：“就因为我节省了一点自己的钱，就不给我‘援助”。如果我把钱都花光，他们就会帮助我了。“这是对新福利国家不久就要摆在政治家面前的艰难选择的一个早期警告。
投票日过后3个星期，海外选票和服役人员的选票已经送回英国，这时我来到斯莱福德的计票站。在我们等待格兰瑟姆选举结果的时候，关于其他地方的选举结果陆续传来一些消息。情况很糟糕，并且越来越坏，工党占了压倒优势，保守党内阁部长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击败。不久我们自己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我感到很震惊也很难过。我回到格兰瑟姆，在“电影屋”影院的屏幕上看到更多的结果显示出来。情况并没有好转。我只是不能理解选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丘吉尔。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一位朋友，我一直以为他是保守党的铁杆支持者，我对他说这个坏消息如何使我震惊。可是他一点也不震惊。相反，他说他认为这是个好消息。这使我更加迷惑不解。当时我感到英国人这样对待这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有力地保障了他们的自由的人是可耻的。但是，埃德蒙·伯克不是说过吗：“完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回头看看，1945年到1951年工党的执政，似乎是战时在英国起主导作用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合乎逻辑的体现。这种集体主义还要在英国盛行35年——塑造并扭曲英国社会，然后在1979年那个“不满的冬天”垮台。当时，大家都清楚，需要对保守党的原则和政策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我们在牛津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一份由我和迈克尔·肯钦·史密斯和斯坦利·莫斯于1945年第三个学期合写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提到了这一点。这份报告并不比任何其他保守党本科毕业生的论文包含更多深奥的观点。它提到的两个主题都是我们多次听到的——更多地研究政策并更好地阐述它。
这个建议可能有一些可取之处。也许关于保守党“形象”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似乎已经迷路，尽管我们的政策具有连续性，但这些政策似乎都是专为有钱人而不是普通人制定的。正如我们那份报告所说：“保守党的政策在公众眼里只是意味着一系列解决个别问题的行政措施，在某些领域里与一些毫无道理的偏见和富有阶级的私利联系在一起。”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公正的。假如保守党赢得了1945年大选，我们仍然会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当然，直接使用公共开支会少一些，并让私营部门和自愿捐助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当时认为保守主义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反对变化和改革的看法是很有影响力的。
1946年3月，我成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司库，同月晚些时候作为牛津大学代表之一出席了在伦敦的沃尔多夫饭店举行的保守党大学生联合会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非常高兴，我讲话支持更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士参与大学的保守党政治活动，我感到我们有必要丢弃那些令人感到沉闷的、谨小慎微的保守党观念。这并不是说像社会主义者（并不很坦率地）声称的那样我希望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发现阶级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可以给生活一些独特的东西，而他们的责任就是去开发这些才能——各种出身背景都可以孕育英雄。如同我在那次会议上所讲的：“我们都听到了关于这个时代是普通人的时代的论调——但是请不要忘记也需要非同寻常的人。 ” 我想或许本来还可以加上“妇女”二字。
1946年10月，我当选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成为第三位担任该职的妇女。那年夏天我通过了期末考试并开始了四年级的争取化学学士学位的研究工作，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参加政治活动。比如，我平生第一次出席了那年在布莱克普尔市召开的保守党年会。我立即被吸收入党。在格兰瑟姆和牛津，成为一名保守党员令人感到不同寻常。而现在我突然置身于有着与我同样的信仰和对谈论政治有着永不枯竭的热情的数以百计的人们中间。
大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氛。作为一个地位低微的与会代表，我意识到党的领导成员们，除党的领袖外，已经抵达布莱克普尔，准备把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英国的永存协调起来。参加1946年年会的一名敏锐的观察家，伯特兰·德朱维纳尔这样描写我们的前座议员们：这些杰出的、智慧的优秀政治家们，他们自幼受到的教养是谨慎的行政管理和文明礼貌的辩论方式。在内心深处，他们接受了1945年选举失败的结果。“这显然不是普通党员想听到的。事实上，坐在台下的人们就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第一天主席就拒绝了一项就哲学和政策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的请求。登台发言的人大都表示了寻求共识的态度，大家对这种态度的反应并不热烈。影子内阁部长们发现了我们的不满，结果会议越开要求共识的调子也变得越强硬了。我的直觉与普通党员是一致的，尽管我还没有像此后几年那样从理性上形成对集体主义的批判观点。
回到牛津后，我安排了许多人演讲。道格拉斯勋爵（亚历克·道格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