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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和明成祖都是既有精力又对政治有兴趣的人，所以他们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但他们的后代却不能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因此不得不分权。
明朝的第五位皇帝朱瞻基想了个办法：允许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批朱”，俗称批红。精力不如太祖父和祖父的朱瞻基也是不得已才会想出这个办法：若是能够立宰相，那么国家大事便可以由君相分担。若皇帝不称职，无论是曹操那种奸相还是诸葛亮那样的贤相，总之可以用相权在行政方面部分地代替君权的作用。如今不能立丞相了，好处是皇帝即使不称职也不会出现曹操那种可能篡国的奸相，但国家大事总得有人来处理吧？权力真空总得有人填补吧？由于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因此宦官掌握的权力实质上属于皇权的延伸。所以，太监再次走上政治舞台便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既然必须用太监来弥补皇帝精力不足的弊端，那么禁止太监识字便不怎么妥当了。
再者说，朱棣本人也有意使用太监。是否将“票拟权”和“批红权”分割出去朱棣还没下定决心，但有三件事是一定要重用太监的：一是下西洋，二是东厂，三是监军。
下西洋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力强大，能够完成这一壮举。离了郑和未必无法成功，但朱棣对此多少有点忌讳——历史上郑和下西洋成功了，何必对此进行改变呢？万一换个人不如郑和，弄出点瑕疵来，岂不是让人很不爽？
成立东厂是为了加强皇权，加强皇帝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度。要知道，皇帝虽然依靠文官集团的帮助来统治国家，但皇帝的“家天下”思维与文官集团内在的秩序需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维护君权的绝对性、独占性、自私排他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应有之义，而文官集团为了有效地统治国家，却必须维护某种秩序。
朱棣对于“随意加税、夺取私人财产、强娶民女或是任意杀戮大臣”什么的并不感兴趣，但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无论什么改革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必定会遭受阻力。当阻力来自文官集团内部时，如果没有类似于东厂的机构，想要将改革强制推行下去显然是痴人说梦。
至于说监军，一般来说监军制度会对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伤害，但是在通信并不发达的十五世纪，没有监军却又容易导致形成军阀势力，因此只能两害相较权取其轻。再说，现在军队里有了宪兵，只要将监军的权力规范一下，那么监军对军队造成的伤害将会减至最低限度——若监军超出职权范围而对军队指手画脚，相对独立的宪兵系统自然可以介入。
……
见朱棣看着自己的策论摇头不语，景秀忍不住问道：“毕兄，我这个策论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朱棣想了想，便将废除丞相制度后可能会形成权力真空的理论阐述了一遍。然后又从“人性”以及“制衡”两个角度分析，证明皇帝加强皇权，利用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对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景秀听后，不由陷入了沉思。
这时周忱和钱成已经下完了棋，听完朱棣刚才那番话，两人不禁失声赞叹“高论”。
半晌，景秀叹息道：“毕兄果然高见。听毕兄这么一说，似乎只能恢复丞相制度了。如此，此次科考的策论我就以《应当恢复丞相制度》为题如何？”
朱棣闻言失笑。
“本朝太祖皇帝曾言，有敢言立相者杀无赦。当今皇上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才登上大宝，你写这么一个策论交上去，先不说能不能中进士，能否保住脑袋也在两可之间。”
景秀皱着眉反驳：“当今皇上进行了那么多改革，显然是励精图治勇于改革的。依我看，只要我的策论有道理，皇上应该会接受。”
“既然太祖皇帝说过有敢言立相者杀无赦，那么主考官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冒着杀头的风险取你为进士？所以说，即便当今皇上能接受你的观点，但问题是他多半见不到这道策论。”
景秀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如此说来，想要预防宦官为祸竟是不可能了？”
朱棣自信地一笑。
“也不尽然。”
景秀连忙热切地问道：“兄台有何妙策？”
朱棣看着空出来的棋盘，笑道：“这样吧，我们来下盘棋，若是你赢了，我便告诉你。”
听完朱棣的提议，景秀略微有些奇怪，但旋即连忙点头同意。
……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中）
朱棣本意是但求一败，因此虽然输了，却也很高兴地兑现了承诺。
“说来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设置一个能够制止太监为祸的制度便可以了。”
景秀听了却大失所望。
“制止？如兄台所言，若是后世出了位怠政的皇帝，批红权完全归秉笔太监，那时根本就拿权宦没任何办法。毕竟皇帝若是怠政，那么状告权宦便只能通过奏折，而那时奏折又由权宦把持，只要不将状告自己的奏折交给皇帝，权宦便可安然无忧。退一步说，即便皇帝听说了权宦违法之事，但并不相信，又或者是并不理会，那又能怎么办？”
“太祖皇帝在宫门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有太祖皇帝亲笔所写的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干政后如何处理却未曾说明。”
说到这里，朱棣不由叹息：后来这块铁碑竟然被身为内臣的王振给拆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到了极点！明英宗不知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去见明太祖？
“如此一来，这座铁碑对太监的威慑力便大减。因此，你可进言当今皇上再立一碑：谨奉太祖皇帝遗训，内臣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
景秀忍不住打断朱棣的话。
“这只是比前一块碑更详细些，好象没什么实质变化吧？”
“我还没说完呢……在两碑之间修一个死谏台，规定言官在死谏台上以性命为代价指控某宦官，则皇上应不问缘由杀此太监为其殉葬。即便皇上因为喜欢某个宦官而对之特赦，至少也要将之发配海外，三年之内该宦官若踏上大明本土，国人皆可杀之。”
朱棣将扼制权宦的成本定得那么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宦官的社会地位低下，绝不可能被文官集团所接受，因此是用来制约文官集团最好的工具。如果将消灭权宦的成本定得太低，那么宦官便不可能起到制约文官集团的作用——若性命都随时不保，宦官又怎么敢大声对文官说话？
这种以命换命地策略确实很不人道。但宦官为祸时对正直官员迫害极为残酷。在那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一命换一命。那些深受权宦迫害地正直官员恐怕做梦都会笑醒。东厂是直接受皇帝指挥地特务机关。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地侦察之中。由于掌权太监又往往兼任东厂提督之职。因此很方便从**上消灭政敌。许多正直官员即便不顾性命想告倒权宦。其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若是死谏台正常发挥作用。那么权宦自然不敢做得太过分——从东林党与阉党地惨烈斗争可以看出。明朝并不缺乏不畏生死地正直官员。
而之所以要留下特赦这条退路。一方面是从人情世故考虑。比如王振把持朝政时若有言官死谏。英宗舍得杀死被他尊称为先生地王振为该言官殉葬吗？退一步。将王振赶出中央留待日后相见。也算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地办法。
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地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郑和地缘故。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丢失？当时在场地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由此可见。不少保守地官员对郑和下西洋非常反感。若是出现一个偏拗狂为了让国家节省开支而以性命抵制郑和下西洋。朱棣地殖民计划就会遭受挫折。然而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后。朱棣便不必再为此担心了。若有官员死谏郑和。那么朱棣便特赦郑和——反正郑和发挥自身价值地场所在海上。
……
景秀思索半晌。然后大赞。
“此计甚妙。既然本朝重用宦官地趋势已不可逆转。若当真实行此策。宦官纵然获得重用。也不敢为非太甚！”
见景秀得到的好处不小，钱成也赶紧拿着他的策论凑了过来。
“这是我的策论，麻烦毕兄帮我看一看。”
朱棣也不推让，拿过钱成的策论仔细阅读。
钱成所写的策论名为《论如何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其解决的办法一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