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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就连这一点都不能保证了。破破烂烂的车居多，各种各样招牌的出租车都没有计程器。非洲的犯罪率太高，黑车抢劫的事情频繁发生。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败已经使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功能瘫痪了。在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先通过熟人找车，或者找一两个确实有口碑的公司，这一般也只有在发展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城市，如南非和肯尼亚等国家的大城市。
你到印度这样的国家，新德里的计程车上倒是有计价器，但很少用，司机随口给你报个价，你希望他用计价器，他就说，那么，你还要加上空调费、行李费等等。这颇像印度的政治现实，名义上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执行情况差距颇大。这也多少反映了市场规范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寻租行为泛滥。坦率地说，从这些国家回来再坐上海的出租车，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奢侈了。如果说世界上的腐败状况可以分成低、中、高三个水平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腐败大致处在中级。
高腐败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种瘫痪型的腐败，没有钱开路，什么都办不成。这在一些非洲国家尤为突出：你要办出生证吗？拿钱来。办身份证吗？拿钱来。办护照吗？拿钱来。你要见部长吗？拿钱来。你要见总统吗？拿钱来。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给摆平，任何超载，一塞钱就摆平了。你要办驾驶执照吗？驾驶学校先敲你一笔，驾驶教员也敲你一笔，考官再敲你一笔，最后你去取执照时，政府办证部门再敲你一笔。西方非政府组织捐来的二手衣服，负责官员的夫人先挑选，把好的拿走，然后再放到亲戚开的二手店去卖。我曾去斯威士兰一个药店看过，我问有阿司匹林么？店员说给店长拿走了，实际上他拿去贩卖了。
我还是以非洲的“高腐败”为例子，谈谈与中国腐败的差别，大概有这么几个差别：
一是中国是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在自己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腐败在增加。而在非洲高腐败国家内，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根本没有工业革命可言，但腐败却有增无减。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腐败属于新旧体制交换时出现的腐败，因为新旧体制交换，漏洞很多，给人以可乘之机，但随着体制转型和创新的进展，这一类腐败可能会下降。
二是所谓“资源的诅咒”。在中国，人们听说哪里发现了新的资源，大家高兴，说明我们对国家的资源管理有信心，资源属于全国人民。但和许多非洲朋友的私下交谈中，他往往会告诉你，没有资源倒好，因为没有资源，只好提高人的素质，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世界上，资源少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日本、新加坡、瑞士等国家资源都不丰富。资源不丰富，往往会使一个国家更注意投入人力资源开发，注意软环境建设。
相反，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搞不好的很多。比较典型的就是尼日利亚，本来还有农业，后来发现了石油，农业就废弃了。石油开发了几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却每况愈下，钱被贪污了，存在外国银行，国内的汽油还需进口。最近几年，国际油价涨了好几倍，但在尼日利亚，我碰到的人都对我说，现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20年前。拉格斯和北京相比，发展水平差20年都不止。
我曾看过评论非洲《东非报》的一篇文章，提到安哥拉新发现了石油，文章的题目是：“好像他们有了黄金还不够糟糕，现在又发现了石油”（As if gold weren’t bad enough，now they have found oil）。有了资源，政府就有了收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体制的制衡，不需要百姓的监督，不需要征税，当然也没有纳税人的监督。
第三，中国的贪官一般不敢公开炫耀，钱埋在地底下，藏在天花板上，或者通过孩子和亲朋好友转移到国外，这固然非常恶劣，但非洲国家的许多贪官敢于公开炫耀。一次我在非洲某国，计程车司机对我讲：“你看这个别墅是内务部长的，那边两栋也是他的。他管批地，所以拿的回扣就多。”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绳之以法呢？”他说：“我不管这些。如果我是他，我也这样做。”他还说：“我们的总统有两个夫人，一个老的、凶的，一个年轻的、漂亮的。”我问他：“这样做不是违法吗？”他回答：“如果我是总统，我要四个。”
持平地说，不少国家的政治文化对腐败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宽容程度高于中国，甚至连印度、俄罗斯、乌克兰都是这样。从这点来讲，中国治理腐败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人民痛恨腐败，我希望我们的百姓和媒体睁大眼睛，使贪官污吏无处藏身。
非洲国家对腐败的容忍与非洲的部落主义有关。很多领导人当选后，只用自己部落的人。非洲的部落观念根深蒂固。多数国家还没有真正形成民族国家的概念。我曾在肯尼亚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一个议员被反贪污委员会指控为贪污，反贪污委员会派了警察来抓他，但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地的居民都被动员起来，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他。警察抓他不成，只能撤退，然后他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政府里有人要迫害他，迫害他这个部族，结果下面他部族的人就群情激奋，激动地呼喊各种口号。不管事情真伪如何，但你可以感到第三世界的政客总有法子玩弄百姓于掌心之中。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
《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腐败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和真正的现代化，一定会产生对法治环境的强大内需，而法治是对付腐败最好的办法。
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整个社会呼唤更为公正的竞争环境，从中长期来看，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会产生对法制的强大内需，并最终导致腐败程度下降。换言之，中国的腐败走势有可能是这样的：“低腐败”→“中腐败”（现在这个阶段）→“低腐败”。从国际比较来看，今天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经历过“中腐败”的情况，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英国国会议员的位置可以花钱买到。当时在印度代表英国政府利益的“东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员非常腐败，被英国人称为“人类的渣滓”。但这些国家几乎都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大内需驱动下，通过法治社会和反腐机制的建设，避免了非洲那种瘫痪型的“高腐败”，转向了“低腐败”。在华人社会中，香港经历的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而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没有产生对法制社会的强大内需，最后腐败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势是这样的：“中腐败”→“高腐败”→“更高腐败”。
中国的反腐斗争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向下沉沦的话，可能会由“中腐败”发展成为“高腐败”。但如果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抓紧法治和反腐机制的建设，我们有可能逐步减少腐败，达到“低腐败”，而这个过程的最根本的动力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对依法治国、抑制腐败的强大内需。只要中国建设现代化建设是动真格的，那么对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会是实实在在的，只要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可能逐步减少。现在低腐败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香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内地也可能这样一路走来。
中国和“高腐败”国家的另外一个差别是中国毕竟经历过低腐败的阶段，有遏制腐败的巨大的文化传统资源，包括儒家的传统文化和共产党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来这样的清廉魅力型领袖人物的影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两种条件都没有，而活着的人记忆中的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腐败的，经济落后又产生不了对法治的强大内需，所以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不可收拾。
不少人说，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发达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败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宾、乌克兰、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2007年4月，我曾当面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