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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这里说的“组织起来”，不只是指政府组织民众，而是指任何一种可以形成秩序和规范的作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可以是部分人自发组织的，也可以是全体国民共同去做的。只要确立基本秩序和规范（这就是我说的“组织起来”），大家既可以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也可以各尽其责，各司其职，各显神通，任何人间奇迹，中国人都能创造出来。
我自己走的国家越多就越觉得世界上各个民族似乎都有自己的相对长处与短处，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这两个概念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阐述国际贸易理论时提出来的，即每个国家都有相对而言可以做得比较好的产品，它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种贸易活动能使双方都获得更大的利益。我这里无意评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这种假设，而只是借用“比较优势”、“比较劣势”这些概念来说明：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民族似乎也有一些自己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如果想要超越我们的对手，我们就应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总体上看，以我自己的观察，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的主要族群）“自组织”能力较强，他们喜欢自己组织起来做事情，哪怕只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往往就会自发地组织各种协会，进行选举，实现某种形式的“自治”。相比之下，自组织能力似乎不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普遍喜欢由较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来确立和维护某种秩序，并在这种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中国城市住宅小区普遍聘用物业公司来管理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国外，普通居民小区的管理许多情况下是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为主，而非依赖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在政治领域，英、美人似乎更相信选举，也更善于搞选举；中国人似乎更相信“选贤任能”，也更善于搞选拔与考核。与英、美这样的国家竞争如何进行选举，我估计100年之后我们可能还是竞争不过他们，我们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已经试验了20多年，但总体效果令人难以乐观，贿选情况极为普遍，家族影响处处可见。台湾地区的选举年复一年，但黑金政治仍是棘手的问题。但与英、美比“选贤任能”，我们现在做的就比他们好，而且好很多。
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借鉴别人之长，但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我们今天的选贤任能模式已经是一种“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模式，其中，选举是从西方借鉴的。当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而且是以选拔为主，选举作为重要参考，这就产生了一种既高于我们过去那种光是依赖选拔的制度，也高于西方那种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中国人把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一种制度创新和超越。
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里，建立秩序和规范总是第一位的，没有秩序和规范，天下一定大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其实，历史上的西方也是这样做的。西方自称其民主制度比较稳定，但纵观历史，西方几乎都是在经历了革命之后，由富人建立起一个富裕阶层主导的社会秩序和法律框架，确保他们自己首先掌控社会主要资源（政治、经济、媒体、法律等），然后再把这种法治覆盖到更多的人。
中国今天要做的也是维护、改革和完善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秩序，但我们不是富人主导的秩序，而是由普通人参与并建立一种使大多数人受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组织起来”不是说不要个人的积极性，恰恰相反，通过“组织起来”，首先就是确立秩序，有了这样的条件，个人生活才可能出彩。在井然有序的条件下，中国人几乎个个是龙，既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攻艰克难，做成别人做不成的大事，也可以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按自己认定的方式使自己的人生精彩万分。过去30多年，至少有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中国人以这种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的社会活力与西方社会的阶层利益固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整个国家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一个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上，“组织起来”也包括一个国家的组织能力、整合能力、规划能力。总体上中国的这些能力均超过西方。以整合能力为例，现代社会带来了一个国家内不同群体利益的分化，也带来了不同国家之间利益的分化，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模式在整合国内外不同利益方面，明显比西方模式更胜一筹。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通过自己较强的整合能力，更好地实现了产业调整与整合，欧洲不少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明显缺乏这种整合能力，所以他们到现在都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产业竞争。
西方企业界对中国特有的组织能力、整合能力和规划能力感知颇深。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曾在一项针对全球著名企业CEO的调查中询问：您认为最称职、最可靠的组织是什么？这些企业老总把自己的能力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银行放在第二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第三位，得票率64％，远高于美国总统（33％）和美国国会（5％）。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看得很长远，而美国，“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知道这些政策是什么……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7＇
回想一下过去的60多年，中国遇到过多少沟沟坎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过不去了：“大跃进”的灾难过不去，“文革”的悲剧过不去，知青大返城的困难过不去，社会普遍贫困的状况过不去，物价改革过不去，国企改革过不去，税制改革过不去，银行改革过不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坎过不去，金融危机的冲击过不去，“非典”过不去，等等。但现在回头一看，都过来了。怎么过来的？关键是我们能够“组织起来”，我们的组织、整合和规划能力比较强，我们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也比较强，特别是国难当头时，我们的制度有担当，有定力。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展现了中国人这个特点：不分阶层，不分贫富，不分东西南北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比整个西方世界加在一起还大，中国今天“组织起来”的能力应该是中国体制1949年以来形成的最大财富之一。这种能力来之不易，它将继续帮助中国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在更多的领域内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第三，综合创新。比较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差别是宗教战争的差别。欧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