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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话语就会很被动，和西方谈人权，有点像汇报工作，和他们说我们的人权和民主建设正在取得进步，然而由于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很多方面还达不到你们的水平。这样谈人权还是在西方的话语语境中谈人权，只会越来越被动。我们要掌握主动，要超越西方僵化的话语体系，从人类良知的角度，以中国人自己的认知和话语来回应西方的话语挑衅。如果美国要和我们谈人权问题，我们非常欢迎，但首先要告诉美国：我们认为21世纪对人权的最大侵犯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最保守的估计这场战争已经直接造成了至少10多万无辜平民的死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我们应该这样质疑美国：“伊拉克战争杀害了这么多平民，这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呀。对这个问题你们至少也应该向国际社会、向伊拉克人民作一个解释呀，否则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和中国谈论人权问题呢？”我想这样的话语并非只是为了谴责和调侃美国，而且也是陈述事实，我们这样谈人权，不仅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也会得到西方多数人民和全世界多数人民的支持，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没有自己的强势话语，就没有定力和担当，就无法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会在很多问题上不知所措。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许多政府部门甚至只能跟着西方势力操纵的“民意”走，跟着“网络”和“微博”走，就是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各种方式的网军“灌水”、“注水”、“删帖”，使网络和微博早就失去了公允性。前些年中国的这种状况连很多外国人都觉得诡异，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干脆刊登长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称为“谣言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urs）。〃＇2＇一个叫秦火火的人造谣传谣3 000余条后才被抓获，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他和他所代表的黑暗势力要“谣翻”中国。在西方国家，你造三次谣，甚至造一次谣，一定被抓。这些年，类似秦火火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后才开始被扭转。
记得2011年福建发生了一起屠童案，惊动了国人，全国都安排警力保护学校，我当时还在欧洲，我的直觉反应是中国校园怎么一下子降到了美国校园惨案频发的水平，这不太可能。我一直认为中国校园属于世界上最安全的一类，这迄今为止都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当时的国内舆论，包括主流媒体在内，或多或少都把这些惨案归咎于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公，这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这种话语可以成立，那么比中国校园悲剧多得多的美国校园枪杀案无数，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社会早该崩溃了。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成立，那么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和俄罗斯2010年莫斯科地铁爆炸则是更深层次的社会不公所致，但美国和俄罗斯主流话语一致把这类行为归结为恐怖主义。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源于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失意者，其中总有极少数人可能转变成极端主义分子。无论社会是否给他以关怀，他总是仇视这个社会，甚至不惜以极端形式来报复社会。这种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中国有，瑞士有，美国也有，甚至比中国还多。对于这种变态者的所作所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应该给予同声谴责，因为他们的行为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但是由于话语缺乏，我们不少媒体和舆论完全受民粹主义左右，不但不谴责这种行为，而且以此来渲染社会对立和对抗。
中国正处在迅速崛起的时期，中国社会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中。各种利益调整自然带来了一些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等问题。中国媒体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以公正、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引导社会走良性调节的道路，而不应该诉诸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平民化的“大众式狂欢”，它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理性的思考，不在乎一个民族长期和整体的利益，而只在意情绪的宣泄。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平和向善的社会。美国西奥尔良海啸后和海地、智利大地震后都立刻出现了大规模的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而中国汶川地震的规模十倍于它们，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有再多的问题，也还是处在自己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国人平和向善的文化基础上，秉持理性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重蹈民粹话语的覆辙，千万不要走西方一些势力所主张的社会对抗的道路，我们不能把一个凝聚力极强的中国再一次变成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社会，这只会使中国人百年的富强梦最后功亏一篑。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只要秉持理性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度过较为艰难的社会转型期，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前行，不久我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用自己的话语清晰地向国人、向世界说明我们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往哪里去，自信地回应海内外对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的一切质疑。我们已经无法回避任何外界的质疑了。我们必须加强中国话语建设，我们要构建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所谓“全面的”，就是指我们的话语要能够全面地解释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所谓“透彻的”，就是要把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使我们的普通百姓和一般老外也能听懂；所谓“强势的”，就是要强势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西方指责中国的话语属于强势话语，国内亲西方势力谩骂自己的国家和制度也采用西方的强势而又浅薄的话语，我们有必要强势地予以回击。
我们的执政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许多话语，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都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话语体系，对于凝聚全党共识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对中国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光有这些话语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进行话语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构建包括民间话语、学术话语和国际化话语在内的大话语体系，构建接地气的、有学术含量的、能与国际社会进行沟通和对话的更大规模的话语体系。
中国学者要从僵化的西方话语中彻底解放出来，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早已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这种实践呼唤中国自己的话语构建。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的一切有益的知识，但一定不要失去自我，做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和“打工仔”是没有出息的。
西方的特点是承认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强大后，他真的尊重你，软实力强大之后他也会尊重你，而我个人认为政治话语是软实力的核心。我们一是要解构西方话语，二是要建构中国话语。这个过程中，会有必要的交锋，这个坎绕不过去，只有通过交锋，最终才可能交流得更好。在西方，如果人家向你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避而不答，那你就输了，你所代表的国家就输了。所以我主张自信地回应西方话语的挑衅，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把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的感受是，中国话语可以走遍天下，我们可以用中国话语把中国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可以把世界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我们软实力的受众，特别是海外的许多受众，总体上是比较自信的，有的是出于宗教信仰，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有的是被西方媒体洗脑了，所以很多人是盲目自信，莫名其妙地自信，喜欢教训中国，但经不起交锋，真的交锋，一点就破。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BBC一位主持人问我是否能够参加一场关于“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的辩论，我说没有问题，一定参加。在今天西方媒体的话语中，所谓“人民力量”指的就是“颜色革命”，他们还邀请了一位研究波兰团结工会的美国学者和研究“埃及之春”的土耳其学者。主持人很资深，也有一点傲慢。在辩论正式开始前，她先问了我一个问题：张教授啊，你认为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西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