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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睹着车子渐行渐远，想起了七年前，她捧着毕力格的骨灰离开北京的情形。七年后，她再次从我眼前一点一点消失，旁边是活蹦乱跳的儿子。她不知道，儿子的生命里流淌着她的血！
儿子回来后，我决定把真相告诉额吉，又考虑到在电话里不太好说，想抽个时间到额吉那里，最终却因为一些小事没能成行。
这一拖，又是一年多。今年春天，毕力格那个倔犟的父亲，第一次给我打来电话：“佳佳，你额吉好像不行了，她很想见你们母子俩。”我来不及多说，带着儿子赶了过去。
额吉躺在医院里，气若游丝。看见我，她的脸上放出异样的光彩。我拉着她的手，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她断断续续地说：“你要……笑话额吉了。说不行……就不行了。”我感觉她好像笑了一下，然后就气息全无。
安葬了额吉，收拾她的遗物。柜子里有个蓝布包，里面还有包，里里外外包了四五层，藏着两张相片，一张是我儿子的六寸彩照，一张是毕力格两寸的黑白照片。公公说，那是毕力格小时候照的。不说我也知道，卷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他和儿子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原来她知道，她早就知道！从我第一次叫她额吉开始，她就明白，我和她的牵扯一生都割不断。不管毕力格在不在，甚至不管我有没有儿子，她都要给我当一辈子额吉！
我的额吉，亲亲的额吉！
摘自《女士》2011年第7期
放下34年的仇恨
作者：潘石屹 字数：828
我把心里一直记恨的人列了一张清单。这其中伤害我最深的人，是我的一位远房叔叔。
童年时期受到的伤害，有时会记恨一辈子。这个远房叔叔，我记恨了34年。
小时候，他家的孩子学习成绩特别不好，而我的成绩特别好，总考100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小学四年级才加入红小兵。刚加入，老师给我系红领巾时，我很高兴，就跟旁边的同学说话。开会时，是不让说话的。叔叔当着全校一百多名同学的面，把我拎起来放到讲台上站着。调皮的同学往我身上吐唾沫，下面的同学都在笑。我哭，好几个老师都说让我下来，他不让。他当时是学校的老师，但不是我们年级的。
我就在讲台上站了一两个小时。下面开着会，我迎着风，一直在哭。这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侮辱，多少年也忘不了。当时，我觉得就像世界末日，没脸见人了。
一直到前些年，我都不能原谅他。前些年，我给妈妈买了一辆轮椅。一次到王府井，发现有种台湾产的轮椅特别轻巧，就又买了一辆。以前那辆大的闲在一边。有一天，我发现大轮椅没了，就问哪去了。爸爸不敢说，妈妈说：“送给你叔叔了，你叔叔的腿有点儿问题。”我勃然大怒：“你为什么送给他？”把家里人都吓坏了。
你可以想想这种仇恨的分量，一个没用的东西送给他都会愤怒，每次想到这个都不愉快。
实际上，他离开人世已经许多年了，但我还记恨着他。他不时地跳出来控制着我的大脑，折磨着我。死人折磨活人，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鬼吗？而这鬼是我自己让他来的，是我心中的仇恨把他引来的，想想多不值得。
我把清单放在火上烧了。随着纸的燃烧，预示着我在世上再没任何仇人了。没了仇恨就没有了鬼，没什么可畏惧的了。
当我做完这些事，走到长安街上，下午的阳光十分明媚，大街上每个人都笑容灿烂。我有种大病初愈的感觉，是那么放松、愉悦。
我解放自己了。
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用一生去寻找》
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
作者：李海鹏 字数：1935
文化规制似乎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政府、警局管不着的事儿它都管，早上你按它吃早饭，中午你按它见客户，晚上你按它入睡。没它会怎么样？没它就没你。在现代知识阶层的趣味中就有这么一个规制——你不能说自己热爱生活。要是有谁天天兴高采烈，差不多就等于自己在脸上贴了一行隐形字：我是一头猪。这规制如此严厉，因此你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嘀咕自己多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我怀疑“不快乐”往往只是伪证，“聪明”才是言者的要点。早几年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就连一首歌里都唱着“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遇到类似的状况我就想，你们怎么就这么缺德，偏偏往我们真厌世这堆儿里混呢？
我常常会觉得，人生诸般破事，其实早由天定。这倒不是说支持宿命论，“天”只是喻体，指的是不能自决之力。小时候您带劲儿地戴着三道杠，长大了会不喜欢生活？太阳底下就没这事儿。小时候您眉头深锁，成年了却变成笑面佛？概率也不大。可是，是什么让我们打小就有那么一副面孔呢？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因素多到不可穷尽，但有一样：自己决定不了。
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有个可怜的家伙叫科恩，无能软弱又多愁善感，坐在咖啡馆里面对杰克·巴恩斯说：“日复一日，我却从来没有生活过。”在《伊凡·伊里奇》里，伊凡·伊里奇度过了富裕又空虚的一生，马上要死掉了，心中突然狐疑：“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这些话都蛮朴素，不夸张，符合人们省思生活的常态。伊里奇死到临头，作如是观，不能叫厌世，只能叫活了一辈子却觉得没什么大意思。我猜想，它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慨叹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某位祖宗饱餐了一顿猛犸下水刺身，一时又没有女祖宗可供调戏，没准儿就坐在河边惆怅地想：如此日复一日地跟长毛象打架，也没什么意思呀！
对于伊凡·伊里奇的生活，作者托尔斯泰评价说，它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这是典型的宗教信仰者的观点。后世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既得利益者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按美国标准却最了不起”。他的意思是，伊里奇式的成功和富有在普通美国人来看是难得的好事，如果有谁认为在成功富有之外还得感受灵魂的质地，那就叫有毛病。菲利普·罗斯本人也是有毛病的人，其实他嘲讽的是美国，支持的是托尔斯泰。
那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或者说某人是如此有个性以致无法热爱生活，它应该是什么呢？愚见以为，除了扮酷之外，这个人还真得有点儿睥睨世俗的怪癖才行。扮酷只需要在秋风中望向地平线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银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先做好少赚几笔的心理建设吧。
打从上小学起，我就发现那些活得特有劲的同学写作文都跟我们不一样，我只会写一些骈词俪句，比如“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又到了小鸟妈妈给小鸟喂食的季节”，他们却会特别严肃地质问老师：“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一生呢？”老师偏偏特吃这一套，说他们有思想云云。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无事生非，我如何度过一生，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归我妈说了算吗？
那时我最常看的杂志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页上都连载漫画《丁丁和宁宁》，丁丁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弟弟，宁宁则是其深明大义的兄长。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丁丁干了什么上房揭瓦的事，结尾则一律是宁宁像个班长似的叨叨叨。每次看了这组漫画，我都意志消沉地想：怎么我们二年一班的每个同学都像宁宁呢？就我跟张一蛋像丁丁。我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张一蛋则智力有问题，每天带一只水煮蛋上学，吃完了找不着了就大哭一场：“我的蛋呢？”
如此悲惨的记忆一直跟随着我，直到长大成人，彼时我已经喜欢上了一款叫《主题医院》的电子游戏。玩家在这游戏里经营医院，要面临好多麻烦事，比如护士跟医生调情啊、护工没事就打台球啊、女病人们大便时的呐喊声太大啊等等。疫病流行时医院里总是不断死人，于是我最爱的桥段就来了——整个医院里反复回荡着播音员的清脆女声：“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敢情还有呼吁这个的。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这个女播音员，把多严重的事都变成扯淡。
假如可以回到过去，我这个女播音员就会先去学校，张一蛋一开始哭，我就塞给他一只水煮蛋：“喏，你的蛋。”然后我会跟小时候的自己聊聊：“去跟他们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