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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我问太原那群人呢，江晓彤说他们早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我们整队，浩浩荡荡地出了县城，竟没有一个人再提起状元坟的事，都把约定扔脖子后边去了。黎彩英她们还一再跟我打听，昨天晚上战果如何，我支支吾吾地说，你去问江晓彤。她们去没去问，问了的话，江晓彤又是怎么回答的，我就不知道了。早晨的空气特清新，吸一口，一股子薄荷味。我紧走两步，跟江晓彤并排，咱们下一站去哪儿？我问他。他面无表情地说，尽管走你的吧，瞎打听什么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大动肝火，估计多少跟状元坟的事情有点儿关系，他这人自尊心最强，我知道。一路上，我们都没再说话，直到半途纳凉的时候，江晓彤过来，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对我说，昨天掘坟时我应该起个表率作用，却没有起，我惭愧得要命……
10
现在的状元坟已经成了当地一个景点。八月，庭院里的紫葳开得正盛，新盖起的祠堂的油漆味和花香混在一起。读了一遍碑文，我才知道这位状元是道光年间的人。赶上高考，当地许多家长都带孩子来拜状元，祈求考出个好成绩。我想我也该拜一拜，就近买了一炷香，敬上。朋友笑我，说我人老了，就什么都信了。我心想，我是感激状元容许那窝狐狸做他邻居，如果不是狐狸突然现身，我和我的那些伙伴指不定干出什么荒唐事来呢。
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朋友身为律师，这两年刚退休，才得以有空闲陪我走这么一趟。那时候，他是个少年老成的孩子，几年不见，变得嘻嘻哈哈玩世不恭了，而且热衷于老同学联谊会，上蹿下跳，也不嫌累得慌。一路上，我似乎没什么话可对他说，他也没什么话来对我说。此时此刻，他闲不住，里里外外地溜达，我则拿着一瓶矿泉水，坐在草地上，兀自冥想：假如，那天晚上，我们真的把状元坟刨了，将会怎样呢？
没有答案。庭院后身种着一架葡萄，枝丫上垂挂着硕大的葡萄，我朋友想跳起来摘一串，我没让，我的朋友问我：“你怎么这么虔诚？”我皱皱眉头。他感慨了一句：“到底是做学问的呀。”不错，我一生用十年的时间研究鲁迅，又用十年的时间研究李劼人，最后的十年研究郁达夫，现在我回头一看，觉得白白浪费了时光，我对他们突然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了，甚至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起这段，更为自己曾为此熬得瘦小枯干而感到不值得。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多地回想起那次大串联，以及大串联中的零七八碎，并且沉浸其中难以自拔。我最常干的事，就是拿个地图，在上边描画我曾走过的地方，画了一遍又一遍。一天，我信步走到长途站，随便上了一辆车，就此开始重温旧梦之旅。走到半道，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是两手空空，一应用品都没带，这才打电话向这位朋友求助，好在他也闲，没犹豫，就颠颠地开车找他来了……
在这座状元坟滞留了多半天，过去的简堂陋舍、残垣断壁，早已是金碧辉煌，建了不少的亭台楼阁，我想，这里恐怕再也容不得狐狸安营扎寨了。想到此，我不由得打了个激灵，招呼我朋友，匆匆离去。“不想照张相，留个纪念？”我朋友问。我黯然地摇摇头。
11
到大同，杜亦掏出怀表来看了看，刚刚十点半。大同是我们从北京出发以来抵达的第一座城市，一下车，就觉得气氛紧张，仿佛是一个拉开了导火索的炸药包，随时都可能爆炸。街上不时会有一辆一辆的广播车广播着《重要通告》，严禁打、砸、抢、抄、抓，还警告说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国家法律制裁。江晓彤去接待站接洽，我们都直接到云冈石窟参观，江晓彤虽然告诫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播撒革命的种子，而不是游山玩水，但是我们都把他的话当耳旁风，这只耳朵进去，又从那只耳朵出来。我们随便捡一条小街蜿蜒穿行，生怕对立面打起来，把我们夹当间。尽管街边的铺子都还营业，店门却是半掩半闭，侧着身子才能进去，郑建国找了个照相馆买了两卷120。一路打听，还搭了顺风车，七转八拐，费了吃奶的力气，终于找到了课本里介绍过的这座北魏时期的雕塑群。原本以为应该雄伟壮丽才对，没想到稀稀落落凋敝得很，这不禁让我们很失望。只有郑建国兴致不减，嘁哩喀喳拍起来没完，反正他老爸是部级干部，手头富裕。慕名而来的各地红卫兵不止我们一拨，其他地方的小将显然也有白跑一趟的被骗的感觉，操，竟只是一堆宣扬封建迷信的石头疙瘩，纷纷捡石头瓦块往石窟里头扔，解恨。我们几个闪在一边，瞧热闹，都没跟着动手，这叫其他地方的小将瞅着很不顺眼。
有人来盘查我们，问我们是哪部分的。我们回答他们，我们是北京来的。那些人似乎不信，在他们看来，既然是北京来的，就该更过激才对，幸亏杨东升站出来，指着自己胸前佩戴着的那一溜纪念章说，除了北京，你们打哪还能见识到这么精致的像章？那伙子人端详端详纪念章，果然不再那么嚣张了。我们趁机溜之大吉。尤反修嚷嚷着渴，我们踏着冷冷清清的小街，四处寻找哪里有水龙头，最后在一个几户人家的小院找到了，大家也顾不得脏净，都嘴对嘴地灌了一肚子自来水。女生虽然讲究卫生，也只是把水龙头的嘴拿手绢擦擦而已。院子里的邻居们围过来，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态度就和缓了许多，一位老爷子过来摸摸我的袖标说，是不是戴上这个，你们就天天能见毛主席呀？我说，不是天天能见。老爷子羡慕地说，那总比我们见毛主席方便得多，好福气，好福气呀。我不知怎么答复他才好，仓皇走掉。这时候，黎彩英的目光被一家门脸挂的招牌所吸引，她说，我们去吃炸酱面吧，那里卖。我们几个都囊中羞涩，异口同声地说，还是去接待站吃去吧，要不，江晓彤等急了，又得碎嘴子唠叨。之所以坚持去接待站，因为那里的饭菜只交粮票，而不用交钱，原则上要的是全国粮票，要是拿北京粮票跟他们对付对付，也能蒙过去。我们赶到接待站，都晚了，饭点早过了，江晓彤戳在门口候着我们，见我们姗姗来迟，他不错珠地瞪着我们，恨不得抽了我们的筋剥了我们的皮，一口把我们吞下去。
食堂早就关门了，他说。我们每个人都上纲上线地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见我们的态度不错，就说，我把你们的饭都打出来了，放在休息室的桌上，快去吃吧。我们高呼着乌拉乌拉，蜂拥到休息室里。食堂的师傅催我们，快吃，吃了快走。我们都不得要领，刚端起碗来，怎么就轰我们？江晓彤告诉我们，这里的两派要开战，食堂的师傅是担心我们裹在里边吃亏。难怪我们一下车，就感到空气里弥漫着咄咄逼人的气势呢。柳纯沛插言道，我们怎么办？我说，还能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啊。
江晓彤表情凝重地说，党中央早就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力量单薄，既然不能阻止他们，也不能坐视不管，所以只有回避。杨东升说，难道你叫我们当逃兵？江晓彤质问他，不当逃兵当什么，你知道他们两派谁对谁错，你该支持谁又该反对谁。杨东升无言以对，叫他做弄潮儿，他没那个胆子，叫他随波逐流，他又不甘心，其实，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尴尬，我们所有人都概莫能外。就在我们嚼舌头的时候，几个女生的碗早空了，又找食堂师傅讨要，食堂师傅愕然的表情，就像见着一群火星人似的，仿佛在说，北京娘们家真有饭量。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罢饭，想再在大同转转，到华严寺也行，看九龙壁也行，都被江晓彤一一否掉了。这时候，又有一拨外地串联的队伍到达了，地方小，容不下，我们只好给他们让地方，食堂师傅又忙碌起来。来人大抵都是一身军绿一只军挎，间或还有人脖子上搭个白毛巾，在他眼里，恐怕都差不多，分不清谁是谁来，不过，来的都是客……
我们几乎是灰溜溜地逃出了大同，坐上了南去的火车。令人惊讶的是，车厢里出奇的清静，正适合于我们大模大样地高谈阔论。黎彩英她们挤在我对面，一个劲儿唧唧喳喳地吵个不停，你推我，我搡你，好像受了什么惊吓似的。柳纯沛最喜欢多嘴多舌，问她们怎么了，黎彩英白他一眼，你管呢！几个女生越闹越欢，哎呀，这可怎么办呀？我耐不住性子了，也问了一句，有什么问题就摆在桌面上，大伙儿也好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